母亲的回家路

付小胖 9天前 ⋅ 107 阅读

 

     时隔20年,蒋贵兰再次来到邓玉明坟前,眼前这个场景多次出现在她梦里,却从未想过有生之年还会到这片曾经生活过12年的地方故地重游。

 

 

一九九九年农历3月20日,四川渠县临巴镇凉桥村何家湾西口,邓国友老两口呆坐在门前的高板凳上,一个不停吧唧着旱烟袋,一个在低声啜泣,两个孙子向学校请了假,刚上六年级的邓小文坐在门墩上声嘶力竭地哭嚎,小孙子邓小武年龄尚小,面无表情地陪坐在哥哥身旁,偶尔跟着哭两声。

堂屋中央,邓玉明的尸体被白布盖着,睡在草席上,蒋贵兰在旁边看守。刚过去的24个小时,贵兰除了要承受突来噩耗的打击,晚间长征式的谈判更让她身心俱疲,这个女人到了崩溃的边缘。

昨天下午,邓玉明在隔壁双河村杨二娃家的砖厂干活时被垮塌下来的土块砸中腹部,在工友们抬着他赶往临巴镇医院的半道上就掉了气。

蒋贵兰和公公邓国友得信赶到时,邓玉明已经被摊放一辆四轮车货厢里。

晚上,村支书邓益青领着几个支委,召集杨二娃一家,蒋贵兰和公公邓国友等十几个人在砖窑旁的工棚里开会,协商抚恤金补偿款的问题。

谈判过程中,邓国友未发一言,这个常年在街上卖鸡蛋和蔬菜的生意人此时似乎丧失了讨价环节能力,儿子的去世,让他初尝心痛的感觉。蒋贵兰全程只提了一个要求:不要抚恤金,村上和杨二娃一起安葬邓玉明,还要抚养两个孩子到18岁。

拉锯了很久,双方没有达成一致,天快亮时,谈判才有结果:杨二娃一次性赔偿8000元,交由村上分配至邓玉明家的每一个人,另外单独拿出600元作为邓玉明的安葬费。

邓国友、蒋桂兰像木偶人一般,被人拉着手在合同上按下了指印。

面对眼前死去的邓玉明,全家人都沉浸在深深的哀痛里,家里的天已经塌了。在村上的安排下,邓玉明的尸体被运回家盛殓入棺,架设了灵堂,请阴阳先生看完阴地,简单做过一晚道场,隔日就被一群人抬到地里下圹掩埋。

邓玉明的死,让整个生产队的人都为之惋惜。平日里,凡是有哪家需要人手帮忙,这个有着一膀子好力气的年轻后生总是随叫随到,跟在自己家里干活一样,做事干净利落。邓玉明平日没有多少言语,但凭着殷勤的嘴和双手,赢得了全村人的赞许。与他父亲邓国友相比,两个人简直不像一家人,都在用“好人命不长,祸害活千年”来评价邓玉明的死,为何死掉的不是他们家老头子呢?

在邓家,除了贵兰为邓玉明的死感到伤心欲绝,她的大儿子小文那些天把嗓子哭哑了,很难接受父亲的离去。小文12岁了,很快就要读完小学,他早就知道邓玉明不是亲生父亲,但他不能接受邓玉明去世的事实,因为自懂事以来,天天陪伴他的只有这一个爸爸。这个有情有义的孩子让闻者伤心、使见者落泪。邓玉明虽然摊上一个恶毒的父亲,身边却有善良的贵兰母子陪伴,也算是有福的人了,只怨寿缘太短,早早驾鹤西去。

过了两天,蒋贵兰找了几个人帮忙把邓玉明的坟头垒好,烧完灵房子,就打发小文和小武回了学校,她仍旧跟往常一样,继续在田间地头劳作。

 

 

对蒋贵兰来说,似乎命运从来不曾眷顾她,只有贫穷和低贱长期笼罩在头顶。

1987年,蒋贵兰为前夫付少强生下第五个孩子,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有两儿两女。当时,计划生育的狂风还没有扫过陕西紫阳县东木乡的巍巍群山。

新生命的到来,给一贫如洗的家庭增添了不少负担。蒋贵兰整日在地里刨食维持全家的一日三餐,付少强除了吃饭和睡觉,偶尔下地象征性的搭把手,其余时间都是拖着一把套绳在山里游逛,从来也没有带过野味回家。

蒋贵兰的娘家在当地是有些实力的,除她之外的五个兄妹家境都不差。唯一的兄弟是东木乡上的二把手,六妹是安康汉滨区卫生院的儿科医生。贵兰在家里排行老三,因兄妹比较多,12岁的时候就被当成童养媳送到了丈夫付少强家里。付家祖上曾经出过大地主,贵兰过去的时候老爷子还在,家道没有完全衰落,后来才被现任丈夫一步步把家败了。

蒋贵兰没上过学,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但她脑筋活络,为人处事毫不逊色于常人。她有着超乎常人的心算能力,平常的缴纳公粮、提留款、教育集资,粮食菜蔬、油盐酱醋买卖之类的事从不会有毫厘的差错。在她的操持下,这个孩子成群的家庭还算过得下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不害怕农活的苦累,但忍受不了丈夫那种对待家庭和子女漠不关心,得过且过的态度。几个孩子自出生之后,父亲从没伸手帮过一点忙,偶尔孩子调皮了,等来的只有一顿训斥。家里伙食不好的时候,丈夫也不上桌,等大家吃完饭,自己烧水煮一碗面条,碗底卧两个鸡蛋。

付家老爷子去世时,交到付少强手里的房子是一个完整的四合院,两间正房,四间厢房,两间猪舍。到了1981年的时候,他经过好几次变卖,就只剩下两间正房了,勉强够这一家人遮风挡雨。对丈夫的败家行为,贵兰从来不敢插嘴,她已经多次领教过这个男人的拳脚。

第五个孩子出生后,贵兰已经做好逃离的准备,要离开这个令她心灰意冷的丈夫。

夏天的某个早晨,因为一点琐事,贵兰与丈夫大吵了一架。她背起刚满半岁的小儿子摔门走了,付少强以为贵兰还跟往常一样只是回娘家或者姊妹们家里住几天就回来,没有阻拦她。但他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见到贵兰和小儿子。

从付少强家里出来,贵兰没回娘家,也没去找她的兄妹。

她背着小儿子沿着通往县城的公路行走,不知往哪去,只想走得越远越好。到夜幕降临时,她靠双腿丈量了40公里,来到县城边上的向阳镇。

贵兰曾经来过这个地方几次,那是给在这里修铁路的丈夫送饭,当时的工地就在向阳镇火车站。

她这时才意识到需要找地方歇脚了,自己倒还打紧,身边的小奶娃可受不了那份罪。

贵兰来到向阳镇火车站的候车室,想在这里住上一晚,等明天再原路返回,或者到安康幺妹家耍几天。

这个车站每天只有两趟往返达州与安康的733/734次列车停靠,那是每个小站都停留的慢速绿皮火车。向阳车站是紫阳最大的货运车站,每天无数车皮将当地的茶叶、板石和钡矿石从这里拉往全国各地,所以夜间的候车室不关门,留给货场的搬运工留宿休息。

那天晚上,孩子很闹腾,不停地哭,怎么都哄不住。候车室里除了几个进入深度睡眠状态的搬运工人仍在打鼾,大多数人都被孩子的哭闹声吵得无法入睡。睡在贵兰旁边条椅上,一位带着三岁左右男孩的中年妇女看出了贵兰的窘迫,主动上前关心她和那个止不住哭声的孩子。

贵兰从早到晚一直在路上行走,早已腹中空空,实在没有奶水喂饱孩子,小婴儿不会像她那样可以咬牙挺一阵,只知道用哭声来表达诉求。对孩子哭声的辨识能力,带过孩子的女人都是专业的。中年妇女把一个奶瓶递给贵兰,里面是她给自己那三岁儿子冲兑的藕粉。

贵兰对中年妇女充满感激之情,长期以来,她面对了太多生活的无情、丈夫的冷漠,这个陌生人在自己无助时的小小举动,让她感到温暖。

孩子喝完奶瓶,安静地入睡了。那位中年妇女变魔术似的从条椅下的编织袋里拿出酥肉、油粿、炒花生之类的干粮,塞到贵兰手中,热情的劲道让贵兰没有拒绝的机会。

贵兰向中年妇女道了无数次感谢,这些东西对饥肠辘辘的她而言,就是雪中送炭。贵兰一边享受着热心大姐送来的温暖,一边与这位中年女人低声攀谈。贵兰当初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女人会让自己的人生轨迹发生偏转。

中年妇女叫邓玉英,39岁,家住四川渠县临巴镇凉桥村,老公姓杨,是生产队的小组长,家里两个孩子,大女儿已经上小学,由爷爷婆婆在老家带着。两口子在农闲时外出卖力气赚些零碎钱贴补家用,没有固定工作地点,一般都是跟随货车皮在襄渝线上流动,这两天准备坐回川的车皮赶回老家收割水稻,今天刚到向阳镇,遇上车组重编,要耽搁半天,所以临时在这候车室住下了。

从未出过远门的贵兰回想自己的婚姻生活,又听到这位中年女人讲了她的经历,油然而生羡慕和敬佩之情。

聊到最后,贵兰称呼中年女人邓姐,便很自然地谈起自己曾经那些阴暗的日子,从12岁当童养媳嫁到丈夫家里讲起,直讲到今天这场漫无目的的离家出走才结束。

邓玉英很热情地邀请贵兰到她四川的家里做客,等家里水稻收完,再一起搭乘北上的货车回陕西。贵兰清楚眼前的处境,感谢邓姐的邀约,她没有拒绝,准备带着孩子来一次长途之旅。

 

 

第二天下午,贵兰和邓玉英一行坐上入川的货运列车。这是贵兰第一次乘坐火车,但感觉并不美好,他们和搬运工人们站在车厢里,萦绕在身边的是拥挤、黑暗、炎热和那令人窒息的腥臭味。向阳镇离达州火车站只有200公里的路程,贵兰他们坐的闷罐子车用了20个小时才到达。

这些拖带着孩子的人,不想继续拥挤在黑暗潮湿的铁笼子里,在达州车站下车后,又在达州火车站候车室歇了一晚。这里离临巴镇车站有60多公里的路程,中间7个小站。第二天早上八点,他们买了828次列车的车票,每张票价4.5元,贵兰出门时没有带钱,这些费用都由邓玉英两口子承担。

这段行程只需一个半小时。在贵兰眼里,这才是属于人坐的火车,在硬皮沙发座椅上,贵兰倚靠在车窗边,看着飞闪而过的山水、树木、田园、村镇,所有的事物都那么美好,尤其是火车进入四川盆地之后,出现的与陕南家乡不一样的地貌景观让她感到十分新鲜。自己的老家山高林深,几乎没有水田,农作物除了玉米就是土豆,看着窗外一望无际的水稻田,简直跟做了场美梦一般。

在临巴镇火车站下车后,约半小时路程就到邓玉英夫妇家。估计邓玉英的丈夫祖上也是很风光的人物,家里修了很宽的房子,后来丈夫和小叔子分家,原来的房子一分为二,连体的青砖瓦房屋檐下开了两道大门,门口的地坝是生产队集中晾晒谷物的场所,面积有一个现代化足球场那么大。

贵兰跟随邓玉英夫妇到四川的时候,恰逢家家户户都在忙着收水稻。他们歇息了两天,玉英家的水稻也开镰了,在队上找了几个人帮忙,约莫两天时间就全部收割完,脱粒后堆晒在门口的晒场上。

那些天,全队的人都在玉英家门口的地坝里晒稻子,那块场地虽然没有划分割线,但每家每户都知道应该将稻子堆晒在什么地方,从不逾越那印刻在心底的界限。

晚上大家把谷物聚拢在一起,似一座座小山。人们拖出凉席睡在谷堆旁,一是为了躲避房里的燥热,二是防止晚间天气有变,有足够的时间采取措施防止稻子被雨水浸泡。

全队人夜间都聚在一起,谈论收成、预判晚间的天气,一片热闹腾腾的景象。在土地包产到户之后,这样的场景每年只在这几天才能见到。

蒋贵兰这位新来的外地女人,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热心的妇女们争相来到玉英家,要亲瞧一眼这位陕西来的女人,送些家里新炒的花生、小孩的奶粉米糊之类。贵兰白天随玉英一家人在田里劳动,夜间跟随着这群庄稼人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

在大家眼里,贵兰在田间地头劳作是一把好手,比好多男人还要胜出一筹,待人接物也有分寸,性格腼腆但不自卑,皮肤略黑但有光泽,在整个生产队的中年妇女里面,算得上出类拔萃。

人们从玉英口中得知了贵兰不幸的婚姻,都替她感到惋惜,眼里对这对苦命的母子更增添了一丝怜悯。

 

 

半个月的光景,生产队的水稻就收割结束,晒干的稻子经手摇风车吹去秕谷和杂物,装进了各家的粮仓。贵兰准备辞谢邓玉英夫妇,要赶回陕西老家。

玉英再三挽留,贵兰仍要坚持回到那个让她伤心的丈夫身边,因为那里还有她的四个孩子。

在贵兰准备回陕西的前夜,隔壁队上的邓玉明亲自找到玉英,请她帮忙向贵兰说合一下,想要娶这个陕西来的女人。

邓玉明和邓玉英是隔房的堂兄妹,那时已经26岁。他比蒋贵兰小11岁,家里两个老人,还有一个傻子哥哥和一个刚20岁出头待嫁的妹妹,全家老小仰仗他一个人养活,家境有些困难,所以一直没有成家。

玉英对邓玉明家里的情况再清楚不过了。她对这位堂弟没有偏见,这是个忠厚老实的大孝子,瘦高的个子底下有着一张英俊的脸庞,20多岁的小伙子已经展示出超越同龄人的成熟,更有一把子好力气和一双殷勤的双手,深受村里人喜欢。玉明小学四年级没读完就辍学回家务农,那些年在生产队挣的工分比一般的壮劳力都要高,不喝酒赌博,除了跟他父亲一样嘴上叼着旱烟袋,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如果不是因为他那到处惹是生非的父亲,村里好些人家的姑娘都愿意嫁给他。

玉英的娘家与邓玉明家只隔着一块菜地,她出嫁之前,两人的关系胜过亲姐妹。玉英清楚,如果堂弟没有那个整天啥事不干,只会给人气受的老头子邓国友拖后腿,家里的光景早就跑到人前了。

邓玉明的父亲,全村的人都是领教过的。玉英平时叫他二爸,但她一直以来都是对这位神仙能躲就躲,之前在娘家的时候没少被这个老头欺负。她希望蒋贵兰留下,跟堂弟一起过日子,却不敢想象这位善良的陕西女人到二爸家会过上什么样的日子。

最终,她还是答应了堂弟的请求,竭力撮合他和贵兰。

当天晚上的场景,跟贵兰在火车站初遇玉英时有些相似,只是地点换成了玉英家的卧室。玉英将邓玉明家里的情况毫无保留地讲与贵兰,也跟贵兰讲到了老头子邓国友的古怪脾气。她劝贵兰多忍耐一点,等到以后把老头子送老归山,家里光景一定会好起来。

她劝贵兰不要回到原来那个不幸的家,既然选择出来了,就再往前迈一步,毕竟这边的条件比陕南还是好很多,只要日子过好了,以后可以回去把孩子们接过来享享福。

在玉英的劝说下,贵兰再次做出了重大决定。她要留在这里抚养孩子长大,待站稳脚跟就回陕西跟现在的丈夫离婚,接回家里的四个孩子。

邓玉明那次在玉英家里住了半个多月,他跟着贵兰一起帮忙给玉英家做农活,两个人每天结伴出山劳动,或者带着贵兰的孩子到临巴镇上转悠。临巴镇码头上南来北往的船只停靠得密密麻麻,两个人乘坐过河船到河东的沙滩上吹河风,或者跑到繁华的农贸市场看琳琅满目的农副产品。在蒋贵兰眼里,这些新鲜的东西即便在陕西老家的县城也很难见到。

几天短暂的交往,眼前的男人赢得了贵兰的欣赏,让她无法抗拒。贵兰在玉英夫妇家住了不到一个月,便随着邓玉明走了。邓玉明是第一个向她表达爱意的男人,桂英一心只想跟他把日子过下去,没有任何顾虑。她如果知道后面有一个恶魔在等待自己,恐怕不会这样草率地把后半生交待给这个让他心动的男人。

邓玉明接走贵兰时,给玉英家捉了一对公鸡,买了两包白糖,为贵兰和她的孩子各做了两身新衣服,买了一些小孩吃的豆奶粉。

玉英送贵兰离家的时候,没有过多的祝福,只交待她无论如何都要好好过日子,说自己只是邀请你来家玩几天换换心情,谁料今天给你当了一回媒人,恐怕往后的缘分就断了,嘱咐贵兰多多保重。

玉英的那番话让贵兰难以理解,但是后来的情况正如她的预判,真是自古媒人难做。

 

临巴镇码头,现在只保留了过河船,再无往日的繁华景象。

 

 

邓玉明家住着两间低矮的瓦房,外加一个厨房和猪圈连在一起的草屋,墙体都是土坯结构。屋里没有像样的家具,座椅板凳都已包浆,脏得看不出来材质。两间正房里各铺了一张床,老头子邓国友睡着一张,老伴和小女儿邓玉梅睡另外一张,邓玉明的傻子哥哥很久回家一次,睡在正房旁边的柴棚里。贵兰来家之后,在厨房的草棚里用竹篾圈了一块地方,夜间,邓玉明和贵兰母子一起挤在搭建的简易床上。

这个家最多的物件是咸菜坛子,大大小小有近二十个,所以邓玉明的父亲被人取了绰号“菜坛子”。这些坛子里面装着大头菜、萝卜条、娃娃菜、咸鸭蛋、豆豉之类。

邓家在土地包产到户时分得4个人的田地,家里那个傻子既没有户口,也没有土地,全家总共一亩六分旱地,两亩四分水田,基本上是队里质量最差的,离家远且分布零散。

邓玉明四处托关系,要给贵兰母子上户口,要村上分土地。最后村上作出决定:没有多余的土地给贵兰母子,贵兰在老家有户口,村上没法迁移过来,孩子的户口可以安排。邓家将贵兰带来的孩子起名邓小文,在村上落了户口,让人没想到的是村上给邓玉明和蒋贵兰发了一张盖有公章的结婚证。据事后了解,邓玉明为了这张结婚证将家里仅剩的几只还在下蛋的母鸡都贡献出来了,还免费翻盖了村委的办公室。

家里一下子就有8口人了,这是村上人口最多的一户人家。在这个村里,孩子成家立业后,都和老人们分开过日子,但邓玉明的父亲坚决不同意分家,他和贵兰也从未主动提过分家的事,当家人的位置也由父亲邓国友把持。

四个人的土地养活这么大一家人,在那个年代几乎是在挑战不可能。每年两季庄稼成熟后,首先要完成公粮任务,向镇上粮站交的粮食占了总产量的三分之一。邓小文长大后,仍然对小时候的一日三餐印象深刻:早餐稀饭、咸菜;午餐红薯干饭或者南瓜干饭、咸菜;晚餐面条,除了过年,这本菜谱几乎从不更新。

蒋贵兰很快融入这样的生活,跟她在陕西老家相比,整体生活水平还是好很多,每天能吃上白米饭,这在紫阳老家算是奢侈。她和邓玉明没日没夜在田地里耕耘,不放过任何能种下一棵农作物的角落,将那少得可怜的土地利用到极致。尽管他们的庄稼在全队长势最好、产量位居前列,每年仍然要经历一个月左右的饥荒。新的一季庄稼收割前,邓玉明挑着箩筐每户借三五十斤粮食,待新粮打下又挨家归还。

贵兰一到邓家就投入到繁重的农活中,大部分时候吃饭都是在地里完成。孩子由小姑子邓玉梅带着,除非孩子饿得哄不住了,才抱到地里让贵兰喂一口奶,晚上睡觉时,小姑子也会把孩子带在身边。

邓玉明和贵兰吃完早饭到地里忙农活的时候,邓国友会安排玉梅煮一锅醪糟配上几个荷包蛋,与留守在家的老伴和小女儿分享。偶尔邓玉明夫妇中途回家看到,他们也不避讳,如果有剩下的,默许你可以吃上一点。邓玉明夫妇对此重来没有发表过意见。

邓玉明的傻子哥哥常年在外游荡,有时候半月都不回家。据说他一个人可以走到很远的地方,曾经多次跑到大竹县城,但总能找到回家的路。傻子最大的爱好是收集纸烟盒,他会把烟盒仔细地拆了弄平整,很齐整地捆起来,那个年代几乎没有硬盒香烟,花花绿绿的烟盒聚在一起特别漂亮。傻子会说出至少30种以上的香烟名字,还可以说出每一种烟的价格。后来邓小文上学之后,将这些漂亮的烟盒子拿到学校炫耀,同学们都羡慕不已。

每次看见傻儿子回家,邓国友就会对他一顿打骂。傻子的饭量特别大,一顿饭可以吃掉两斤米的干饭,不过他很少有机会可以敞开肚皮吃饱。等全家人都吃完饭,锅里还有剩下的,邓国友才会让老伴盛一碗端给傻子。傻子也很耐饿,能坚持三天不吃饭,所以他常年在外面瞎逛,只有实在找不到饭吃的时候才会回家一趟,等他吃饱后,邓国友就把她打骂出门。

家里人对邓国友的做法很不满,但谁也不敢说出来。邓玉明兄妹因为私底下给傻子哥哥送吃的,被老头子痛骂了好几回。到最后,都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日子一如从前那样艰辛,蒋贵兰的命运没有涅槃重生。从某些角度来看,她的命运出现了倒退,甚至没有家里那位傻子过得自在。

邓国友作为家里的一把手,行事风格严苛至极。这种严苛只针对除他和老伴、小女儿邓玉梅以外的人员。

从贵兰到家的那一天开始,邓国友无时不在防止她逃跑。他从不让孩子与贵兰独处,时刻都要让孩子处于视线可及的范围内,小女儿邓玉梅成了他的“帮凶”。除了带孩子,玉梅被赋予不干任何事情的权利,一日三餐都是蒋贵兰操持。在邓国友的谋略里,控制住孩子,蒋贵兰可能不会逃跑,但这还不够,他的另外一个措施是全面控制家里的钱。

邓国友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田地里的事情一概不会做,从来没有摸过农具。在土地包产到户前,他是生产队的保管员,他虽然一字不识,但那种一根筋似的不近人情的性格让他在集体生产的体制下,成为这个岗位的不二人选。老伴是在逃荒的途中,被他用几个红薯救了命,两个人就顺理成章的成了一家人。老伴性格绵软,在家里几乎不怎么说话,饭好了就端碗吃,困了就自个睡,除了在家里缝缝补补,给那些咸菜坛子换换檐盖边的水,别的活也操持不下来,在这个家里,跟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一样。

邓国友喜欢做生意,临巴镇的农贸市场每逢阴历的三六九就异常热闹,大家都会选择在这个约定的时间赶到那里进行农产品交易,当地人叫“赶场”。邓国友是逢“场”必赶的人,地里的农作物成熟后,但凡能交易的,他都会背到市场上换成钱,家里的鸡下蛋之后,只要凑够一定数量,也是要拿来交易的,他每天会清点一遍家里鸡蛋的数量,任何人都不要想着偷吃一个。

除了邓国友,这家的其他人都没钱。如果家里要购买生活必需品,经过提前请示,邓国友会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地拿钱出来,如果要买的东西是他认为没有必要的,会当即拒绝。

贵兰的到来,让家里多了劳动力,邓国友买了七八只猪仔和两头牛喂养在草房后面的圈里。对这个家庭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投资,贵兰对这些牲畜悉心照料,把它们养得肥肥壮壮,最后换来的钱悉数装进邓国友的兜里,然后给圈里重新添置新的猪仔和牛仔。

地里的菜蔬大量成熟的时候,邓国友一个人卖不过来,贵兰夫妇要帮忙挑到市场上出售。在他们去市场之前,邓国友会将每一样东西称重,待贵兰她们卖完归来,必须汇报出售时的单价,然后将卖来的钱款悉数收回自己手中。要是他觉得卖出的价格太低,翻脸就把贵兰夫妇大骂一顿,说两口子起了贼心。

邓国友生了一张恶毒而且好吃的嘴。在他眼里,没有不能吃的东西,凡是他认为好吃的东西,都是一个人吃独食,连他的老伴和小女儿都未必能分一杯羹。他的床头箱子里,总是放着一些水果、糖果和饼干,用一把挂锁锁着,晚间睡觉时,他躺在床上,嘴里从没停过。

过完年,家里会剩下一点腊肉、香肠之类,平时很少拿出来吃。邓国友不会做饭,他将这些腊味煮熟后,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子慢慢削下来吃,作为他一个人的零食。对于哪家有病死扔掉的家畜,他也毫不避讳,捡回家里,简单剥皮处理,撒点盐,煮熟之后悉数吃掉。

家里大部分人都很反感邓国友的做法,偶尔邓玉明会建议父亲不要把这些生病的东西往家里捡,防止传染给家里饲养的牲畜。邓国友依然我行我素,只是在烹煮的时候,将锅碗搬到了门前的地坝里。对于那些死掉的牲畜肉,除了小女儿邓玉梅不忌讳,会跟着一起分享,家里其他人都没有吃过。

邓国友有一帮生意上的伙伴,他们是一群做牛羊交易的中介人,当地人称为“牛筋筋”。就是那种为买者寻卖方,为卖方寻买主的人,赚钱模式是既吃甲方,也要吃乙方。先跟卖家商量好最低出售价,然后带着买主看货,拿到买主能给的最高价,通过在衣襟底下互相摸手的方式,跟双方敲定价钱,如果成交价格合适的话,他们可以从双方都得到一些辛苦费。后来,邓小文长大后,竟然跟着这帮人很快学会了这门“衣襟底下的生意”。

不管农活多忙,邓国友都不允许找人帮忙,全部由邓玉明和蒋贵兰两口子操持,但是对这帮生意上的伙伴,家里人谁都不敢怠慢。那时候,只要有这些人在家,贵兰必须放下农活在家里做饭烧茶伺候,饭菜都是家里能拿得出来的最好的,要是这些人有不满,被邓国友知道后,等待贵兰的是一顿刺耳的咒骂。

对邓国友的辱骂,贵兰从来不还口,任由他骂够,只有邓国友骂累了才能结束风波。邓玉明在一旁也不敢插嘴,只是安慰贵兰,让她不要当回事,等老头子气消了就好。

邓玉明是个手艺人,田地里的农活都干得很利索,还会编织竹篾制品,农闲或者下雨的时候会编一些背篓、筲箕之类的物件,交给邓国友拿到镇上变卖成钱;他在离家不远的双河村口租了一间茅草房,逢赶集的时候,与小徒弟一起给人打一些锄头、犁铧、铁耙之类的农具,回家之后必须将挣来的钱全部上缴给父亲,一分一毫不敢少,邓国友经常会过问小徒弟每次赚了多少钱;邓玉明还会翻盖房屋,不论瓦房还是草房都不在话下,邻近几个生产队的住户,只要有这方面的需求,都会找他,邓玉明对这种事情一般都是免费帮忙。邓国友见儿子常常被人请去帮忙,耽误了家里的农活,心里不乐意,到处说别人家的坏话,弄得大家都不好意思,也就只好给邓玉明付工钱,这些钱最终也要交给邓国友保管。

邓玉明对他那毫不讲理的父亲愚孝到不可理喻,他的勤劳和敬业没有给贵兰母子带来多少幸福。

有几次,邓国友骂贵兰的时候,住在旁边的侄子邓玉泉实在看不下去了,会过来吼他一阵,才能把场面制住。邓玉泉的父亲与邓国友是亲兄弟,他的妹妹就是带着贵兰来陕西的邓玉英,两家人中间隔着一块菜地,但平时很少走动。因为邓国友性格古怪,喜欢占小便宜,还有点小偷小摸的行为,不受周围人待见,导致他们两家之间的关系不和。邓玉泉长着一米八的个子,一副让人见而生畏的面庞,平时也不称邓国友二爸,而是直呼其名,邓国友有点畏惧这个侄子。

邓玉泉比邓玉明年长十几岁,膝下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到了县城旁边的平桥镇,小女儿在前两年因为与男朋友发生争执,一气之下喝毒药死了,家里只剩下两口子,家境在队里算得上拔尖。

贵兰母子初来时,邓玉泉有心要领养贵兰的孩子,所以对她们母子比较关照,每次看到邓国友太过分的时候,总要过来说几句公道话。

后来,邓玉泉的大女婿被招赘上门,他们夫妇就丢掉收养贵兰孩子的想法,对邓国友家里的事情也不怎么过问了。

 

 

贵兰对老头子的无端刁难一忍再忍,换来的却是对方变本加厉的折磨。

为了防止蒋贵兰逃跑,邓国友找了一个机会将她的身份证及随身携带的物品骗过来,不知藏到了什么地方。贵兰初来时,手上有一对银手镯,那是她嫁给前夫时,娘家人给的陪嫁,两只加起来有近半斤的重量,看起来已经有些年代,邓国友让小女儿偷来拿到市场上换了30块钱。

虽然老公公让人厌恶,但是丈夫邓玉明对贵兰母子一直都是真心对待,那个带来的孩子,他也都视为己出,一有空闲,就要抱在怀里逗玩。但凡贵兰母子有个头疼脑热,他都会耐心照料。在没有老头子在跟前的时候,这一家人倒还算关系融洽,只是邓玉明对父亲的逆来顺受,让贵兰吃尽苦头。在最无助的时候,贵兰只能选择带着孩子逃跑。

贵兰到邓家不久的一天,小姑子邓玉梅叫嚷着要吃炒米饭,贵兰到厨房热饭的时候用掉了一个鸡蛋,被邓国友发现了。老头子不由分说就是一顿臭骂,责怪贵兰败家,贵兰如实交代是小姑子安排她做的,老头子却更来气了,说贵兰嘴馋,还把屎挑子扔给别人,不由分说就要一耳光打到贵兰脸上。贵兰本能一躲,老头子没能得手,便一把揪住她的头发,使劲往地坝里拖,头发都被扯掉一大把。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感让贵兰几乎哭不出声来。见到在地里干活的邓玉明赶回家,老头子又顺势躺在地上,大声嚎叫贵兰把他打了。

委屈的贵兰从小姑子手中夺过孩子,径直往火车站走,她要带着孩子回陕西。邓玉明在身后跟着,只顾安慰她的情绪,劝她回家,就这样,两个人走了好几里路。

身无分文的贵兰带着孩子能往哪里去呢?他们在候车室坐了一下午,直到重庆到达州的827次列车远去,候车室的人全部散了,他们才起身离开。

贵兰一想到老头子就打寒颤,再也不想回到那个恐怖的家里。她和玉明去了邓玉英家,玉英帮着堂弟劝了贵兰一番,也责备自己不该把贵兰介绍到二爸家里,大哭了一场。贵兰不忍心让这位隔房的大姑子跟着伤心,心里的怨气消了一半,决定还是跟着邓玉明回家。

第二天,邓国友一大早就来到玉英门口大吼大叫。老头子说这位侄女介绍贵兰母子到家里,目的是合伙骗他家里的钱财,现在又要拐跑贵兰母子。邓玉英两口子听到这番话,气得直咬牙,但是谁也拿老头子没办法,只能忍气吞声。

邓玉明和贵兰母子离开玉英家回家了,邓国友在后边恶狠狠地警告玉英两口子,说要是贵兰真的跑了,不管什么原因,他都会找她们算账,要带着老伴死在玉英家里。

经历了这一场风波,蒋贵兰再也不敢到玉英家了,生怕给她的这位媒人带去麻烦。从那之后的好些年,两家很少往来。

还有一次,小姑子跟贵兰发生争执,告到了老头子那里,邓国友不由分说就用竹篙狠狠打了贵兰一顿,如果不是邻居们前来劝解,估计贵兰就被打残疾了。贵兰后半夜偷偷背着孩子,沿着铁路往陕西方向走,母子二人还没走出二十里远,就被邓国友带来的一群人拦下。

贵兰偷跑过好几次,但身无分无的母子两人最远只跑到临巴镇的火车站,都被邓玉明或者邓国友找的人追回去。在邓国友的严密控制下,她们母子几乎没有任何逃跑的机会。贵兰想念家里的孩子,思念娘家的兄妹,她始终没有放弃回家的念头,只是苦于没有脱身的机会。直到贵兰在邓家生下她的第六个孩子,回家的念头依然镌刻在心。

1989年,贵兰在邓家生下一个儿子,取名邓小武。这个孩子的降生,让贵兰和小文母子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邓国友而言,小武是根正苗红的亲孙子,至于贵兰从陕西带过来的小文,虽然改了姓,毕竟不是自家血脉。从那以后,邓国友把小孙子奉为至宝,整日形影不离,再也不正眼瞧看两岁多的小文。

小孙子降生的同年,邓国友家里发生了几件大事:邓玉明的傻子哥哥因为一顿饭偷吃了十四个馒头,活活噎死了,被简单埋在对门山上的松树林里;贵兰的小姑子邓玉梅经媒人介绍,嫁到平桥镇上,丈夫是隔房大哥邓玉泉家大女婿的兄弟。这个小姑子的出嫁,弄得玉明和玉泉两家都乱了套,邓玉梅本应称呼邓玉泉一声大哥,但是自己的丈夫要称呼邓玉泉姨夫,最后两家也就各叫各的,玉梅跟着邓家人这边叫,她的丈夫见到邓玉泉仍然叫姨夫,见到邓玉明叫哥哥。

虽然家里多了一个孩子,但邓玉明和贵兰肩上的担子轻松了很多。他们依然跟往常一样,农忙的时候两口子一块播种、收割,农闲的时候邓玉明在外边做点零活,打铁和编蔑的营生一直没有放弃,粮食依然不够吃,每年要挨过一个月的饥荒,贵兰夫妇和两个孩子挤在那张简易床上,睡觉的时候翻身都困难,老头子的脾气还跟茅坑里的石头一样,这个家里隔山差五都少不了一场规模不定的争吵。

 

贵兰在邓家生下儿子以后,老头子不再像之前那样担心她的逃跑。前面屡次失败的经历,再加上多了一个孩子的拖拽,贵兰也没有更好的脱身办法,只盼着老头子安分一点,自己可以少受点罪。

贵兰偶尔还会带着孩子逃跑,但频次越来越少,邓家对贵兰的逃跑已经不当回事,总结出了一套有效的应对方法,每次都能轻易地把她拦截回来。

1993年,邓玉梅夫妇把刚满一岁的女儿扔到娘家,由邓玉明一家人帮忙看管,两口子到东莞打工。贵兰从陕西带来的孩子也快七岁了,可以给家里做很多事情,这个孩子聪明伶俐,从五岁开始,就帮着喂养圈里两头黄牛。他每天准时到山上放牛,顺便还割点青草回家,作为夜间和下雨天的草料;见到黄牛身上脏了,他会细心地为他们清洗身上的牛粪,在全生产队,邓玉明家里的牛最干净,长得最健壮。

在邓国友眼里,他的亲孙子只有小武和邓玉梅家的女儿,从来没把贵兰带过来的孩子放在眼里,只是小文一直比较懂事,倒也很少被老头子责骂。

小文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贵兰去年就想送他到乡里的中心小学读书,邓国友一直说孩子还小,可以再给家里帮忙放一年的牛。现在,老头子还不想让孩子上学,他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个睁眼瞎,照样活得很好,一直想不出来上学有什么意义。

为了让邓国友同意送小文上学,贵兰找了很多人,隔壁的邓玉泉夫妇都帮忙劝说了多次,但老头子油盐不进。贵兰找到村上的邓益青支书,刚好村上忙着落实上级义务教育的要求,便亲自上门要劝说邓国友支持娃娃上学,挨了老头子一顿臭骂后,无趣地走了。

贵兰虽然不识字,但从支书的话语间听到不送孩子上学是违反政策的事,她很认真地跑到临巴派出所请求帮助,在她软磨硬泡下,对方派了两个民警上门给邓国友做思想工作。邓国友看见民警腰上闪闪发光的铐子,心里发虚,只能妥协。

小文终于背起邓玉明曾经用过的那个褪色帆布包进了学校。小文上小学那几年,经常被老师中途赶回家,原因只有一个,半学期要结束了,学费一分没交。除了买笔和本子,老爷子从来不会多给小文一分零花钱,身上的衣服都是补丁覆补丁,穿到最后,原来的布料一丝都找不到。但小文的学习成绩从不让人失望,如果某次考试成绩落到全校第二名,那已经算是发挥失误。

随着孩子们慢慢长大,邓国友发现他一直最心疼的亲孙子小武并不买他的账,这个孩子一点也不服他的管教,老头子责怪玉兰在孩子面前说了他的坏话,才导致爷孙关系不和。邓国友看见亲孙子跟自己有间隙,转而对外孙女格外呵护,毕竟外孙女身上也流着邓家人的血液。

小武变得越来越调皮,少不了受到老爷子的训斥,有时候还要受点皮肉之苦,两爷孙慢慢变得水火不容。

有一次,四岁多的小武见老头子忘了锁床头的箱子,偷了一把饼干出来,被老爷子骂了几句。还不懂事的小武不服气,把饼干全部扔进茅坑里。邓国友愤怒地一巴掌就把小文打翻在地,由于用力过猛,小武的嘴皮被打开裂,鲜血直往外冒。邓国友的亲孙子被他打进了医院,医生给小武嘴角缝了几针、简单开了点内服外敷的药。

那天,贵兰像火山爆发一样,当着邓国友的面,直呼他的名字,骂老头子没有人性,好歹这是邓家的血脉,仅仅是一个四岁多的孩子,竟然下得去这么重的手,如果小武被打死了,要拉他去法院,要老头偿命。贵兰突如其来的爆发,让自以为是的老头子措手不及,他也为自己冒失的行为感到后怕。那个时候,很多人来到邓家的地坝里,对贵兰的支持呈一边倒的态势,不停指责、咒骂老头子。

挨了这一巴掌,小武很长时间都没缓过来。从那之后,他性格变得孤僻,不言不语,甚至有不知情的人把小文当成了哑巴。他的左耳朵流了半年的脓水,最终聋掉了,跟他说话的时候,必须要把嗓门提高一点才能让他听见。

邓国友不可一世的气焰在那天以后收敛了很多,这个65岁的老头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时代即将过去。

1995年春节刚过,老头子召集全家人开了会,把当家人的位置交给儿子邓玉明,手头剩下的钱没有移交,也没人知道具体数字。几年之后,他的小女儿邓玉梅夫妇准备买几台机器开厂,老头子支援了两万块钱。

老头子卸任的时候提了几点要求:一是在他死之前坚决不准分家;二是要给两老口把棺材买回来放在家里。

 

 

邓玉明当家以后,老头子不再做牛羊生意,那些生意上的伙伴都离他而去。他依然会逢“场”必赶,背一些田地里的时令蔬菜、家里的鸡蛋去集市上卖,换来的钱自己买些零食,对家里油盐酱醋之类的事情不闻不问。

贵兰夫妇对老头子一如既往的孝顺,从不指望他能给家里置办什么家当。他们遵守约定,没有分家,一日三餐都在一张桌上;卖掉圈里4头猪,找木匠来家做了一个月的活,将两口棺材打好,邓国友躺里边感受了一遍,很满意的验收通过,木匠将老两口的名字分别写在上面,一口安放在堂屋的角落,一口搁置在邓国友卧室的床前。

那两年,村上的年轻人大多出门打工了,家里的土地没人耕种,都找到贵兰夫妇,请他们帮忙打理,田租都不要,只求不要让土地撂荒。贵兰夫妇一一承揽下来,最多的时候,他们一共种了10个人的土地。到1997年底,家里存粮已经有8000多斤,邓玉明再也不用挑着箩筐四处借粮了。

1997年,贵兰夫妇决定修新房。他们拿出手上的5000元存款,向在外务工的邓玉梅夫妇借了3000元,新房在三月里动工,直到九月份才扣梁盖瓦。他们在原址上修了两层的楼房,底下一层五间,二楼只盖了两间,留出一个平台用来翻晒粮食,因为原来生产队的晒坝年久失修,没法使用了。家里的地坝也重新硬化,房前屋后的面貌得到大幅改善。为了存放家里的几千斤存粮,楼梯间下面的空间被修成两间仓库,足以存放几万斤粮食。原来的猪圈也拆了,挨着正房修了一坡水的偏房,圈舍宽敞得足以养下十几头猪,都是红砖青瓦结构。

总体看来,邓玉明家的新房在当时的凉桥村还算气派,房屋墙体都是红砖到顶,二楼用的预制板,房顶盖着泥瓦。

和邓玉明一起打铁的小徒弟也到深圳打工去了,双河村口的铁匠铺就没有再开下去。那些年,农村掀起一股盖房的浪潮,四川渠县地区的草房逐渐消失,一些有先见之明的人在家开起了烧砖窑。

邓玉英的小叔子被人们称呼杨二娃。他在邓玉明原来的铁匠铺旁开办了村里第一个烧砖窑,不能出门务工的年轻人都被他叫到窑上干活,自己当上了老板。邓玉明在农闲的时候也会出现在他的砖窑上,制砖坯之前,跟着其他人一起挖土,等制砖机开启时,他又跟着一起往漏斗上倒土制作砖坯,直到砖坯装进窑子,他们才回家忙活家里的事情,只留下两个烧窑的师傅看着炉火。等一窑砖烧完,他们又按前面的工序装第二窑砖坯。邓玉明每个月会在砖窑上待十来天,每天大概十五至二十元工钱,按天结算兑现。

贵兰夫妇凭着勤劳的双手,让家里的光景不断超越同村其他人家。贵兰喂猪是一把好手,每年要出栏十几头肥猪和几窝猪仔,可以获得一笔不小的收入。家里修房时欠了一些外债,他们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全部还清。贵兰夫妇自己的两个孩子、小姑子的大女儿都在中心校读书,97年夏天,小姑子又将刚满月的小女儿送来娘家,由邓国友夫妇在家带着。

1998年,邓玉明一家人在新房里过了第一个春节。那一年他们第一次宰杀两头过年猪,在深圳打工的邓玉梅夫妇也赶回来一起吃了团年饭。春节前夕,邓玉明花了用两头肥猪换来的钱买了台17英寸的熊猫电视,他们是队上第四户买电视的人家。在新房里,邓玉明夫妇单独有了一间卧室,小文和小武终于不用跟父母挤在一张床上,邓国友老两口也各自睡在一张单人床上。

春节期间,邓玉梅劝贵兰夫妇跟随他们一起到东莞打工,她要买几台机器,开一间做毛衣的小厂。她向两位哥嫂借钱,刚修完新房的邓玉明夫妇自然没有余钱支援他们。老头子邓国友悄悄打开床底下的箱子,把两万块现金递给邓玉梅夫妇,但是不准他们把贵兰带到南方。

春节过后,蒋贵兰向邓玉明提出一起回陕西娘家的事。邓玉明同意贵兰的要求,考虑到过完春节就要忙着春耕,况且提前没有准备,贵兰娘家人多,目前手里又没有多少钱,决定把这事搁置一下,等来年春节的时候再一起回陕西。贵兰觉得丈夫的话有道理,她不想灰头土脸地回娘家让人看笑话,只能再等待一年时间。

邓玉明悄悄找到老头子,告知了来年要跟贵兰一起回陕西的打算,老头子态度很坚决,不同意他的做法。他说贵兰在陕西有家室,贸然跟着回去害怕她原来的丈夫找麻烦,扣留贵兰母子。邓玉明觉得老头子分析得很有道理,只在口头答应着贵兰的要求,心里只想着等时间到了再找借口把这件事情推脱掉。

贵兰找人帮忙给她的娘家兄弟写了一封信,告知了她的现状,也提到准备来年回陕西看望娘家人的事。邓国友让儿子把这封信悄悄改了地址和内容,不识字的贵兰一点也不知情。贵兰见自己的信寄出去几个月都没有回音,她很失落,回家的心也变得更迫切。

这一年,贵兰夫妇仍然很卖力地劳动在田间,邓玉明依然抽空到杨二娃的砖窑干活。到年底,回报他们的是仓里多了几千斤存粮,还有银行里的3000元存款。他们用这些钱把厨房装饰了一番,家里那些很有年代感的桌椅板凳也被当柴火烧了,屋里屋外的面貌焕然一新。

对劳动人民而言,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地上挥洒汗水的样子很狼狈,但换来的果实却是那么甜蜜。

 

 

1999年春节刚过,贵兰就要准备带着孩子一起回娘家,想着要在正月十五之前给娘家人拜个年。

 不知是命运的捉弄还是老天的刻意安排,贵兰的愿望没能实现。那一年,重庆到达州的827次慢车春节期间停开,要到正月十五之后才能重新开运。贵兰没有出过远门,对回家的路,她只知道要从临巴镇火车站坐车到达州,歇一晚再坐慢车到向阳镇。小文长大后得知,他们其实完全可以从渠县坐快车到紫阳,然后再坐班车到贵兰的娘家。

邓玉明也不用费力地找理由推脱,这事很自然地搁置了。正月十五还没到,贵兰夫妇就要忙着育秧苗、种玉米。春耕是一年最忙的时候,耽误了时节,一年的收成就要泡汤,等忙完田地里的农活,已到清明时节。这时两个孩子早已开学,贵兰又决定把回娘家的事情放在孩子的暑假,邓玉明仍旧在嘴上应允了她的要求。

在贵兰期待着回娘家的日子里,噩耗传来了。

农历三月十九那天,邓玉明本来要去地里给庄稼施肥,老头子认为这些活贵兰一个人应付得过来,就让儿子去杨二娃家的窑上干活去了。到日暮时分,贵兰得到了邓玉明不幸去世的消息。

在与杨二娃谈判赔偿款的时候,邓家这边出面的人除了蒋贵兰和公公邓国友,还有隔房的邓玉泉,杨二娃的哥哥是邓玉泉的妹夫,注定了这是一场不公平的谈判。两万以内的赔偿款,杨二娃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最终他只掏了一万二就把这件事情摆平了,对这个结果,这个砖窑老板完全没有料到。

杨二娃拿出来的钱,两千元被邓玉泉拿走,另外两千元进了他妹夫的腰包,赔偿给贵兰一家的8000块钱暂时由村委保管,在村里的协助下,简单操办了邓玉明的后事。过了很长时间,村上仍然没有把赔偿款交到贵兰一家人手里。

在贵兰找村委要抚恤金之前,邓国友私下已多次找过村支书,他让村上不要把这笔钱给到蒋贵兰手中,不然贵兰拿到钱就会带着孩子逃回陕西。同时,老头子还威胁村上的干部,要是把钱给贵兰,让她带着两个孙子回了陕西,自己就带着老伴到村委会吃住,或者吊死在村上的办公室里。

对这个无理取闹的老头,村上的人也没什么办法。在贵兰多次纠缠下,村上召集他们一家人开了个会,对这笔8000元抚恤金进行分配:邓国友夫妇每人2000元、小文和小武兄弟每人1500元、蒋贵兰1000元。每一位成员都在契约上盖了手印。

邓国友老两口的4000元很快兑现了,老头子把这笔钱寄给了在东莞开针织厂的邓玉梅,贵兰母子三个人的钱依旧在村上保管着,村上承诺孩子的学费由村上直接交到学校,直到这笔钱用完。

贵兰后来多次跑到镇政府和法院讨要那一笔钱款,最终被当成缠访户,连这些单位的大门都进不去了。邓国友继续担任当家人,贵兰母子三人如困兽一样,无力地抗争着。

 

十一

 

此时的邓国友已经70岁,儿子去世以后,他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担心贵兰带着两个孩子逃回陕西。经过几个月的思考,他做出一个大胆的举动,要给贵兰招赘上门女婿。

他找到邓玉英的丈夫,很直白的告知了自己的想法。虽然有这两家人之前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毕竟有一层亲戚关系,他答应了老头子的请求,很用心地帮忙物色人选。

村上有一个40岁刚出头的单身汉,名叫谢全,农忙时在家种着两亩水田,闲时就在重庆当棒棒军。在邓玉英丈夫的撮合之下,邓国友见到了谢全,说了想要招他上门的想法,对方很爽快地答应了。

贵兰对老头子的安排无力拒绝,她一个人实在扛不动这个沉重的家庭,再一次向命运低下头。当年九月,谢全和贵兰的婚事敲定,邓国友简单宴请了亲朋好友,谢全就搬来邓家一起生活了。

谢全是个很单纯的人,他像亲人一样对待邓国友两口子以及贵兰母子三人,干活也特别卖力,邓国友对这个招来的儿子非常喜欢。

贵兰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过往和当前的想法说给了眼前这个男人。她跟谢全讲到,老头子这些年存下的大笔钱以及儿子死后分到的抚恤金都交给了女儿邓玉梅,即便现在把你招赘来当儿子,仅仅是让你帮忙干活,维系这个家的生计,顺带着防止我带着他的孙子逃跑回陕西,你的命运终会跟我一样,在这个家里没有地位、没有尊严,苟且地负重前行。贵兰坦白了要带着两个儿子回陕西的想法,如果一年不行就十年,哪怕等到孩子长大了,也要回到自己的故乡。

不知谢全是因为看穿了自己被人当棋子摆布的命运,还是被贵兰的执着感动,他决定帮助贵兰逃离。

几天之后,谢全的哥哥要办生日宴,谢全在征得邓国友的同意后,带着贵兰母子三人一块给哥哥祝寿去了。他先送贵兰登上由重庆开往达州的火车,给了她一笔足够回家的路费,便带着两个孩子去哥哥家里。

贵兰在达州火车站候车室歇过一晚,第二天赶到向阳镇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六点。她没有找地方休息,继续顶着夜色前行,仿佛她离家出走就发生在昨天一般,这12年里,这条路跟来时并无变化。

贵兰在半夜时分才赶到东木乡政府大院,敲响了之前兄弟住的那家房门,但开门的人她并不认识。原来在贵兰离家出走之后没过几年,她兄弟从乡上调到城关镇当了书记。

第二天一大早,贵兰坐了到紫阳县城的班车,在城关镇找到她的兄弟。堂堂一个镇党委书记突然见到失散十多年的姐姐出现在面前,全然不顾身份和形象,抱着贵兰就大哭一场。两姐妹寒暄了大半天,把这十多年间发生在身边的大小事情都向对方倾述。

贵兰离家出走后,原来的丈夫付少强于去年冬月里去世了,两个女儿一个嫁到了河北邯郸,一个嫁到同村,现在都有了孩子,大儿子在山西煤矿打工,二儿子在河南安阳当了上门女婿,目前家里的房子已经没有人住,房门常年锁着,由邻里帮忙照看。

贵兰知道留在前夫身边的四个孩子吃了不少苦,要是自己当年不赌气离家出走,那个家庭或许不至于破落到如今的样子,对于四个孩子的现状,她还是可以接受的,大家都健康的活着,已经足够了。

贵兰把自己的现状跟弟弟详细说了一遍,当天他和弟弟就拟定好接下来的计划。第二天,贵兰的兄弟向单位请了几天假,找了一位朋友跟着,一块到了四川渠县。

贵兰的兄弟带着介绍信,他们在临巴镇政府、凉桥村委都跑了一趟,交待了要接贵兰母子三人回陕西的事情。只有村支书邓益青象征性地要挽留贵兰母子,一边说这是自己村上的村民,大家都是有感情的,一边很利落地安排人把4000元现金交到贵兰手中

贵兰回到邓家收拾行李,发现仓里的粮食、圈里的几头即将出栏的猪在贵兰离家的这两天全都被卖掉,她没有找老头子理论。贵兰要勇敢地带着孩子飞跃大巴山,回到生养自己的故乡。

贵兰去邓玉明坟上烧了纸,道别的场景甚是凄凉。随后,他们到谢全家里接走两个孩子,对这位热心的男人道了感谢,就往渠县县城去了。在县城住过一晚,第二天早上坐了贵阳到西安的快车,当晚就回到了陕西紫阳。

 

十二

 

2019年清明节,贵兰的两个小儿子商量回四川给邓玉明烧香,因为这是他们父亲去世20周年。孩子们征求了她的意见以后,贵兰决定跟着孩子们跑一趟。

小文和小武兄弟从四川回陕西之后,贵兰给他们改了前夫的姓。这次回川的路途非常顺畅,老大自己开着车,从G65紫阳上高速到G5515賨人谷下高速,全程用了三个半小时。

贵兰一路上感触很多,她多次讲到当年准备从四川逃回陕西的时候,总觉得这段距离有万里之遥,坐火车都要花两天时间。

这段280多公里回家路,竟让贵兰花了12年才走完,现在,谈笑间可达。

贵兰从四川回陕西已经20年,她和邓玉明两人当时修建的那栋楼房几乎没有变化;老头子邓国友已经90岁,除了瞎掉一只眼睛,身体别无异样,老伴十年前的某个正月初一去世,现在村上给他评了贫困户,吃着财政的饭;隔房的邓玉泉于十多年前去世,老婆在隔壁村里招了一个上门汉;老支书邓益青后来又当了两届主任,去年患了胃癌,被送到达州化疗去了;当年带着贵兰来四川的邓玉英被切掉一个乳房,全家人随儿子一块到成都定居去了;杨二娃的砖窑早就停摆,又在队里的堰塘里养起了草鱼;邓玉梅夫妇已经把东莞的针织厂关停了,在浙江嘉兴重新开着羊毛衫厂,两个女儿都已出嫁,两口子在渠县县城买了房;帮助贵兰逃回陕西的谢全已经干不动棒棒军,讨了一个二婚的老婆一块务农,孩子在县城的超市打工。

他们在邓玉明的坟前烧了一大堆草纸,放了一鞭万响的花炮,磕完头之后被贵兰支应开了。她一个人站在坟前独自说了好久的话,汇报了很多事情:两个孩子都改了前夫的姓,现在都成了家,其中老大读了很好的大学,当了公务员,小儿子在外面开服装厂;自己回陕西之后,没有改嫁,把前夫的家重新撑起来,分散在外的孩子们被重新团聚成一家人,现在过年的时候,一家人要两张桌子才能坐得下。

两兄弟商定,弟弟独自开车回陕西,哥哥带着母亲坐火车返回。

襄渝线改建后,原来的很多小站已经撤掉,那种每个小站都停靠的火车也没有了。哥哥带着母亲乘坐最慢的那趟火车,他们从临巴镇火车站出发,在达州住了一晚,第二天又坐慢车回到紫阳,走过当年母亲背着他从陕西到四川,又从四川回到陕西时一样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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