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溪往事

勾股定理 8月前 ⋅ 382 阅读

      一

      河溪这个地方,从地名就可以知道它一定水多。确实,从吉首过来的峒河,从乾州过来的万溶江,还有从凤凰过来的沱江,以及从保靖过来的司马河都在河溪这个地方汇合,再一路向东流经沪溪汇入沅水。

      看过沈从文书的人都知道,旧时湘西的交通主要靠的是水运,因此,在湘西但凡有点热闹和人气的集镇必定都有一个或几个水运码头,像现在湘西旅游最热门的凤凰、芙蓉镇(即王村)、老司城等地,都保留有原汁原味的石阶码头,是游客们必到和必经的参观景点。

      河溪这个地方是四江汇流之地,繁华自是必然。到了抗战时期,民国政府花大气力修建的战略要道——湘川公路又从河溪镇中穿过,成了镇里新的公路大街,原来下河街的热闹,也逐渐转移到这条公路大街上了。

      当年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时,沿湘川公路从河溪镇上经过,镇上老人都说,从没见过这么多的军队,几天几夜都没走完。湘西剿匪时,河溪镇是解放军的一个重要集散地,湘西各地俘虏的大小匪徒先要在这里集训和甄别,再转送到沅陵或其它地方。

      解放后,水运业凋敝,319国道(即原来的湘川公路)成了湘西最主要的运输大动脉,但因河溪这个地方离吉首太近了,过往车辆很少在这里打尖留宿,原来依靠水运发展起来的商贸业逐渐凋谢,仅剩下河溪香醋还在继续发扬着过去的荣光。

      二

      河溪地方的第一大家族是高家,在河溪学校随便拿一个班的花名册来看,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都姓高,如果再仔细去查问,他们之间都有着各种各样的亲戚关系,就算是爷孙辈的关系在一个班里也是常有的。

      除了高家外,还有黄家、胡家、向家等本地大姓家族,但如果仅从家产来论,外来的黄家可能要位居第二。关于黄家我听到的传说是这样的: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大批天平军将士四散逃难。其中有黄姓五兄弟靠着做鼓的手艺,流落来到了河溪,发现这里的地理位置极适合做生意和避难,进——可由水路出湘西下常德,通达四海;退——可避难于湘西的崇山峻岭之间,神鬼难寻;于是便落脚在了这个地方。先是靠手艺为生,后开始利用水运的便利,将湘西的特产桐油和药材贩运到外面,再从外面运些食盐、布匹等生活物质回来,顺便也做些烟土走私的生意。靠着勤劳、节俭和精明,再加一点胆量,很快就发了家,到解放时,河溪街面靠河的一边几乎都是黄家的产业。

      但黄家是外来户,到解放时才传承了不过四代,还来不及形成牢固的社会基础,解放后只几次运动就将黄家的势力彻底消灭。

      黄家第三代中有一个后生叫黄生(按现在的习惯,先暂且这么称呼),聪明会读书,在沅陵读中学时曾当过学生会主席,后考起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这本来是一件很光宗耀祖的事情,但因为祖上是太平军的缘故,不准子孙后代在朝为官,家里认为中央政治学校是培养官僚的地方,便死活不让他去就读。黄生年青时很有闯劲,偷偷带了一船桐油,自己跑到南京读书去了。读了几个月,得不到家里后续的经济支持,无奈只得退学回来。

      人生本来美好的前途,戛然而止,黄生的命运从此就只能在湘西这个地方发展,黄家也失去了一次向外拓展的机会。

      河溪的高家和黄家富甲一方,自然要为地方乡亲做些善事,修桥修路自不必说。为解决镇里子弟读书的问题,两家承头集资兴办了一所学校——这就是我后来所在的河溪学校的创始。

      黄生退学回家后没有事做,便到这所学校当起了老师。

      三

      解放后,高家、黄家自然要被打倒和清算。学校被政府接管,成了公办小学。黄生本人算是知识青年,被新政府留用继续在学校教书。作为学校的元老,学生遍及河溪各地,我到河溪学校教书时,有几个本地的老师算起来都是黄生的学生。

      后来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一个又比一个严酷。黄生先是因为家庭出生的问题备受折磨,后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读书的事情被揭露出来,又多了一个历史问题,终于在四清运动时,在劫难逃。据说是他班上的一个高姓子弟检举他将学校的粉笔带回家给小孩子玩,学校给定的罪名是“挖社会主义墙角”,加上家庭出生问题,中央政治学校的历史问题等等,被开除公职,全家下放到生产队劳动改造。

      这一去就是十多年,全家人仅靠工分过日子,直到1979年才落实政策,全家人重新回河溪镇落了户。黄家的家产按政策退回了一部分,落到黄生名下的仅有三处房产。他自己恢复公职回到河溪学校上班,学校安排他管食堂伙食,也算是对他的照顾。

      这时的黄生已成了黄老先生,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早已看透了世事,对学校里的故人旧事,他自己从不提起,年青老师好奇,想打听一下他的过去,他也是几句话搪塞过去,熟悉他的人因为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也不会去说。所以我们都只当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头,谁也不知道他家族的兴衰历史,以及他自己多舛的人生命运。

      黄老先生最小的儿子高中毕业,随他在河溪学校小学部当过一段时间的代课老师,后招工去了长沙中建五局。我调到长沙后,有一次在火车站意外碰见他,从此我们便经常往来,成了很好的朋友。有几次茶余饭后的聊天,才原原本本听他细说了黄家的历史。

      四

      还说当年在学校时,黄老先生为人很和善,无论我们说什么,他都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态度。

      学校食堂伙食不好,基本上每餐只一个菜,关键是没有荤菜,只有在赶集时,肉食站才会杀猪,我们才会有肉吃。偶尔肉食站不赶集时也会杀猪,哪个老师上街看见了,就会跑回学校告诉黄老先生,一般他都会丢下手上的事情急冲冲地去买肉,报信的老师还要在后面嘱咐他快一点,生怕去晚了买不到。乡里的条件就是这样,他也算是尽力在办食堂的伙食了。

      我们在食堂打饭买菜是不需要付现钱的,只在一个本子上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到了月底,黄老先生统计出每个老师该付的钱数和粮票,就跟我们催要,我们有时故意跟他开玩笑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其实我们每个月的伙食费用都不多,好像也就十来块钱。黄老先生最喜欢念叨的是:“年青人多存些钱,留着讨老婆。”一如父辈对子女们的关切。

      我离开学校后,因为与他小儿子关系好,回吉首过年时,还专程去河溪看望过他。我们坐在火坑边,一边烤火,一边闲聊,这时的他也会讲讲过去的事情,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

      大约是2002年,黄老先生与他的老伴先后在一个月内溘然去世,算得上寿终正寝。

      一个著名作家曾经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如果黄老先生当年没有从中央政治学校退学回来,就算是成了国民党战犯,最后不也可以捞个政协委员当当。

      世事难料,人生难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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