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别无选择的父亲

絮容 1月前 ⋅ 260 阅读

父亲在疯狂的年代里被关进监狱,出狱后变得古怪,亲属们都怨恨他,直到他死后,女儿的怨恨还没有终止。

引子

其实我写过好几个版本的关于我的父亲。写的时候,痛心疾首,我恨他,怨他。可是,当他已经不在这个人世,我又想念他。

对于这个父亲,我既熟悉又陌生,虽则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可是写出来又觉得似是而非,我为自己不能把他完整的描述出来而懊恼。

我的父亲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父爱如山的父亲。都说舐犊之情是动物的本能,可是我觉得父亲连这种本能都没有。

在我看来,他勉强算是贴上父亲标签的父亲,但这种描述也不准确,他确是我的生身父亲。因为我的身上有他的遗传密码,我的性格也带有他懦弱的痕迹。

一度,我为我拥有这样一个父亲,感到委屈,难过。我常想,我如果能够选择,我绝不要他做我的父亲。这样一个父亲,不能给我温暖和幸福,也不能给我带来人生的引导。以至于我觉得,我不快乐,我忧郁寡欢。

我在怨恨中度过了童年、青春,以至于我成家立业,生了女儿,我还怨恨他。一直到他死,一直到把他埋到土里,我的怨恨还没有终止。

但是,对于这样的父亲,我别无选择,亦无法逃避,因为我的命运与他的命运纠缠在一起,扯不断理还乱。有时候我想写点东西,可是写着写着就写到了父亲,父亲是绕不过去的火焰山。

 

夜晚张开了黑色的翅膀,裹挟着我,横渡时空,穿山越岭,最后把我抛掷到松花湖畔的冰雪小镇。

我终于找到看见那间低矮破旧的小平房,掩映在皑皑白雪之中,我眼热心跳,亲人啊,你们在哪?我迫切地推开房门,里面空无一人,突然轰的一声,大雪把房子压倒了,我瞥见母亲的影子,一闪不见了。不一会儿,父亲从废墟中爬出来,满身血污。我想大声喊,可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勒住了,我朝他张了张嘴问:妈妈呢?父亲眼泪簌簌地流了一脸说:你妈妈疯了,飞到天上去了,我正要去找她。“都是你害的!”我愤怒地责怪他。父亲羞愧难当,发出一声哀嚎:怎么能全怪我?一闪也不见了。我懵了,我的心像有无数个小锥子在扎,我痛苦地哭喊:爸爸啊,带上我。

我终于醒了,枕边湿了一大片。

是的,这是一个梦。人生如梦,梦是隐秘的现实,支离破碎的现实总能在梦境中找到对应。千百次梦里回归,徘徊复徘徊:总是那个小镇。

小镇不大,名气却不小,有一个大坝,远近闻名。当年小日本正是看中了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强征中国二十万劳工,修建了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丰满大坝。

大坝将浩浩汤汤的松花江拦腰截断,坝上便形成了烟波浩渺、水域辽阔的人工湖,号称东北第一大湖——松花湖。冬天蔚为壮观的湖面,整个儿地冰冻起来,呈现出一派千里冰封的豪迈气象。坝下,松花江逶迤千里,向下游奔去,一年四季长流不止,即便是冬季也不封冻,沿江树木成林,风景秀丽,堪比漓江。寒冬腊月,那似雪非雪、似雾非雾的雾凇,烟笼梦绕般地凝结在岸边的树枝上,洁白晶莹,玲珑剔透,仿佛人间仙境。

跨江有一座石桥,当地人叫它江桥,与大坝遥相呼应。江的东面主要有丰满发电厂和丰满技校这两大家国营单位,还有一个小火车站。小火车站是当年小日本修的,把这里丰富的煤炭、木材、矿藏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

小镇四面环山,景色优美,主要生活区在江桥的西边,包括街里、山上以及更往西称为“西头儿”的居民区。所谓山上,背靠南山,紧邻大坝,依着山坡分布着若干片居民区,都是一排排的平房,每排三五户人家。街里集中了小镇的繁华,沿街有商店、粮店、杂食店、银行、俱乐部、书店以及医院等。

1965年我在这山拥水佑的小镇降生了。

我见过我与父母唯一的合影。照片中,一个娃娃坐在一对年轻俊美的夫妇中间,天真的大眼睛,又黑又亮。毛茸茸的短发,看不出是男孩还是女孩。那个娃娃就是我。可惜这张唯一的全家福照片,不知什么时候被母亲剪了,先是剪去了父亲,再后来这张残照也不见了。

小镇也并不总是童话世界。

在我三岁那年,童话嘠然而止,噩梦开始了:一夜之间,父亲成了“反革命”,游街、批斗,高音喇叭刺耳的声音在小镇上空响起:打倒现行反革命李某某!父亲被判刑十二年,关进了监狱。父亲入狱后,母亲的工作也被剥夺了,同时被剥夺的,还有我们家的房子。

母亲带着我住到了姥姥家,姥姥的家境也不好,姥爷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工资降级,接受劳动改造。

姥姥家本来住在街里的小洋房,小洋房是小日本撤离后留下的。后来受父亲牵连,被勒令搬到“山上”的小平房去。小平房没有自来水,没有暖气,冬天靠烧土炕取暖。

一面土炕,勉强睡三个大人加上一个我,寒冷的冬天里,姥爷把炕头让给了我们母女。

姥爷总是天不亮就上山捡柴去了,回来把大的劈开锯短,然后再去上班。天寒地坼的隆冬,我们的小屋总是暖暖的,炕头总是热乎乎的。

那时候粮油、副食都是定量供应,日常主食不是高粱米就是苞米茬子,要么就是黑面馒头或玉米面窝窝头,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上大米饭或白面包的饺子。为了填饱肚子,姥爷从大榆树上撸榆树钱和在玉米面煮粥。榆树钱就是榆树的花,一串串,嫩嫩的绿色,中间凸起,成熟落地,似一枚枚古钱。然而,就是榆树钱也不是总能撸到,过了开花季就没有了。

母亲从前是爱笑的,一笑俩酒窝儿,若隐若现地浮现在她那白皙的脸颊上。她是镇上出名的美人,弯弯的柳叶眉下,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她打小儿学习就好,深得姥姥姥爷喜爱,一心想培养她上大学。她如愿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高考成绩优秀,却被大学拒之门外,因为外公是“右派”。她后来在技校当代课老师,教语文。那时候母亲有许多追求者,她眼光高,谁也看不上,直到遇到父亲。

父亲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生,长相英俊,剑眉星眸,乌黑的头发带着点自来卷,足球排球篮球乒乓球无一不精,还会拉小提琴。他重庆大学毕业,本来分配到东北电力学院工作,后来被丰满水电技术学校的校长挖了来。一来就挑大梁,很快成为技校的教学骨干,任电气专业教研组组长。论起才艺,父亲名列技校的“四大才子”之冠。

新婚燕尔,他们住的是小镇人羡慕的楼房,有自来水,有暖气,有卫生间。父亲享受大学毕业生的待遇,每月有五十六元工资,可谓不低。他们除了置办基本的生活设施,还买了自行车、“戏匣子”和小提琴。每天父亲骑着崭新的自行车,带着母亲一同去学校上课。湖光山色映衬着他们的珠联璧合的身影。可是,晴天一个霹雳,父亲一夜间成了阶下囚,母亲成了反革命家属。

为了补贴家用,失去工作的母亲在我稍微大一点撇下我,外出打零工,偶尔才回来,也不知她遭受怎样的苦,一次比一次消瘦。有一天竟是被人抬回来的,已奄奄一息,说她大口吐血,病倒工棚了。

我听见姥爷与姥姥在灶台边悲悲切切地嘀咕:怕是不中用了,如果熬不过这个冬天,就把我的棺材板给她用吧。

我不明白什么是棺材板,有一天,趁姥姥到院子里抱柴禾,赶紧跟了出来。

“哪个是棺材板?”我拉着姥姥的衣襟问。

“你这孩子。”她怜爱地看了我一眼,朝柴禾垛底下一指。我看见几块厚厚的木板,有点失望,不过是平常木头,怎么叫棺材板呢?姥姥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你可要懂事,不惹妈妈生气,没有了妈妈,你就成了苦孩子了。”

母亲没有用上姥爷的棺材板。

姥姥想尽一切方法为母亲治病,还到医院要胎盘为她补养身体,但是母亲却再也恢复不到从前了,整天卧在炕上,喀喀地咳,有时还咳一两口血。无论姥姥怎么努力,母亲的病总不见起色。

姥姥说,母亲的肺结核是读高中时得的,当时并不严重,很快就好了,现在一劳累就复发了。

印象里母亲很少说话,除了咳嗽,她总是静静的。还记得,有一次姥姥要带我出去,她让姥姥给她的茶缸里倒上水,姥姥倒了水递给她,她喝了一口,说味道不对,姥姥又重倒,她还说不对,姥姥说,就这个了,你凑合吧。然后,我们就走了。

我之所以回忆这件事,是觉得那时候,母亲还能表达一点小要求。再后来,她好像什么要求也没有提过。

有一次赶上两个姨妈一起回来,这实在难得,因为二姨在富拉尔基,老姨在吉林市,也不知她们怎么凑在一起的。

姥爷被打成“右派”那阵,她们三姊妹都还在读书,因为家里没钱,只同意母亲读高中。二姨选择读中专,因为中专免学费和食宿费。二姨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省富拉尔基工作,在那结婚生了三个孩子。老姨初中没毕业就工作了,十九岁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干部,丈夫是二婚还带着三个孩子。

一家人盘在炕上,你一句我一句唠家常。姥爷把烟叶揉碎了,用一小条废纸卷了一根烟儿,慢慢地抽起来。我贴着姥姥坐着,饶有兴味地听着。

从大人的谈话中,我知道了父亲被打成“反革命”的事。红卫兵来抄家,在灶台边找到的一卷旧稿纸。有一张稿纸上是父亲一边哄我玩一边随手写的流行语,红卫兵硬是拼出了所谓反动标语。

说到母亲的病情、父亲的刑期,大家神色黯然。

“万一……,”母亲突然猛烈咳嗽了一阵,颤声对两个姨妈说:“万一我不行了,你们可要帮我照顾这个孩子。”

母亲声音有点不对劲儿,眼圈红了,眼角有泪缓缓地往下流。我的心就像有什么被揪住一样的难受,躲到姥姥背后偷偷抹起眼泪。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母女连心,她心里的痛楚,好像传染似的,就到我心里了。

姥姥把我搂在怀里,姥爷狠命地抽着烟,烟雾笼着一家人的愁绪。

姥爷掐灭了烟头,压低声音对老姨说:“听说你姐夫在狱中一直不服,不断上诉。你不妨打听打听,看看能不能找人帮忙让他早点出来。”

渐渐母亲有了变化,由沉默不语转为自言自语。起初,谁也没在意,直到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表情生动地对着空气说话,姥爷才起了疑心,让老姨带她去医院检查,结果是精神分裂症。

有一天,母亲不知为何竟和邻居冲突起来,还舞起了菜刀。邻居告到街里的派出所,说母亲持刀行凶。

派出所来了几个人,硬是把母亲拖起来。当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他们押母亲,出了姥姥家的小院,往派出所走。我哭哭啼啼地跟在后面。母亲一点力气也没有,根本走不了路。她踉踉跄跄,摔倒了好几次,苦苦哀求:背背我,背背我。

已是深秋,嗖嗖的风,吹得人透骨的寒。

痩削单薄的母亲,佝偻着身子,瑟瑟抖着,一步一挪。

看热闹的小孩儿,高声学母亲“背背我”,“背背我”,拖着长长的尾音。

我难堪,气愤,泪流满面。

下了坡,过了河,才能到街里的派出所。派出所那几个人呵斥我:不要跟着了。

姥爷下班回来,看见我在哭,知道了这件事,就去派出所要人。可是他们说:“谁知道她是真疯还是假疯,等医学鉴定结果出来,才能决定怎么办。”

两天后,派出所通知去领人。

从此,我一出门,那些可恶的孩子不是骂我“反革命狗崽子”,就是骂我 “小疯子”,还嘻嘻哈哈地跟在我后面学母亲“背背我”、“背背我”。

姥姥得知母亲被抓的消息后,赶紧从老姨家回来了。姥姥说,我生了十一个孩子,死了八个,就剩这姐儿三个,最疼的就是你妈。要不是嫁给你父亲,怎么会这个样子。姥姥开始茹素,祈求老天保佑母亲快点好起来。

 

二 

我九岁那年,父亲提前出狱了。

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出现在姥姥家,我分辨不出哪个是父亲。姥爷指着其中一个人让我喊爸。陌生感使我张不开嘴,那个被称作我父亲的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木呆呆地看着我。

母亲的脸上有了笑容,对着空气说:他回来了,回来了。

陪父亲来的同事,寒暄几句就走了。

第二天母亲破天荒地下了炕,和面,剁馅,为父亲包饺子。煮好了,端上小炕桌,让父亲吃。父亲也没招呼姥爷,就自顾自地吃起来。我喊,姥爷快来吃饺子。姥爷冲我摆摆手说,你们吃吧。姥姥从老姨家回来听说此事,说母亲,自己都病成那样了,还给人家包饺子。

父亲出狱后,单位暂时还没有给他安排住房。他白天上班,晚上就住在姥姥家。家里那面小炕不够睡,姥爷就在外屋的灶台上铺几块木板将就着睡。第二天天还没亮,姥爷把灶台收拾妥,依旧上山拾柴。日复一日,木板搬进搬出,父亲就像没看见似的。他回来的这些日子,除了吃饭睡觉,也不说话,也不干家务活,也不给生活费。终于有一天姥爷向父亲下了逐客令:你赶快找单位要房子搬家吧,我睡得腰酸背痛,实在熬不住了。我感到羞愧,为什么我们没有意识到姥爷睡灶台的辛苦呢?我从心里怪父亲麻木。

一个月后,父亲的单位才在小镇的西边给我们安排了一间小平房。

离开姥姥家的第一年冬天,因为父亲不会烧火炕,我和母亲如同掉进了冰窟窿里。母亲整天裹着被子蜷缩在炕上,这个形象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以至于多少次梦里寻她,总是她蜷缩着的样子。

以前我们在姥姥家,他们心疼母亲,从不让母亲做事,现在她不得不挣扎着做点家务了。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小平房没有自来水,她要去共用水龙头处淘米,每次都把米淘了又淘,淘的雪白雪白的,一边淘米一边跟空气说话。邻居在旁边等急了,就催她让开,我常为此感到难堪。

那时父亲每月只给母亲五元钱,后来不知为什么这五元钱也不肯给了,俩人争执起来,父亲一擀面杖打在母亲的太阳穴上,顿时起了一个大包,有鸽子蛋那大。

父亲也打过我,因为我把李子核吐到了地上,他劈手一掌,打在我的后脑勺上。我只觉得轰的一声,脑袋嗡嗡直响。我怔住了,半晌才反过劲儿来,眼泪哗哗下来。从小到大,姥姥姥爷疼我,连句重话都不曾说过一句。可是,这个从监狱里冒出来的家伙,竟然对我下狠手!我哭的那么伤心,他不但不心疼,还骂我:滚一边去。

一年后,我们搬到父亲单位新盖的平房,这回家里有自来水了。我家住东边第二户,里间一面炕占据一半的空间,外间是厨房,厨房外面搭一个小棚子用来放杂物。除了锅碗瓢盆,衣服被褥,什么家具也没有,连饭桌也没有,吃饭就捧在手上。只有一张能折叠的木头椅子,父亲下班回来就坐在上面。

一年到头,我都穿着旧衣服。有时候我穿着张着嘴的鞋去上学,课间操时,碰到老师怜悯的目光,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下雨天,没有胶鞋,父亲居然给我买了一双男式黑胶鞋,足足比我的脚大两码。我心里不高兴,也不敢说出来。

我就像一个生长在旧社会的苦孩子。

是我们家穷么?父亲拿的是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每月五十六元。隔壁两口子是工人,两人工资加起来也不比父亲的多多少。他们家有三个孩子,穿得都很好,可我家只有我一个。而且,落实政策单位还补发了父亲两千块钱。

印象里我家的三餐,从来都是对付的。中午放学回来,眼巴巴地等着父亲回来,他有时带回来几根麻花,有时是几块月饼,有时也许是几个面包……总之,从来不是什么正常饭菜。我整天都觉得肚子空空的,一有机会就跑到姥姥家蹭饭。

姥姥唉声叹气:“你可以往我这儿跑,你妈妈怎么办,她有病啊,没有营养怎么行?”

姥爷气得发火:“这是什么日子?他留那么多钱干什么?”

母亲起初还能勉强做点家务,渐渐下不了炕,也就不做了,连药也不肯吃了。姥姥绞尽脑汁,甚至把药放到饺子里,送来连哄带骗让母亲吃。但凡打听到什么偏方,只要能治母亲的病,她总设法弄来,可是母亲并不好好配合。

有段时间母亲又吐血了,几天水米没粘牙,父亲也不管。我只好跑到姥姥家哭诉。

姥姥本来就对父亲有怨,这下怨气更大了。

怨恨如同蒲公英的种子,风一吹就四处飘散,姥姥就是那风!

姥姥想到从前那么漂漂亮亮的女儿,不但身子垮了,还成了疯子。女婿犹如一块木头,冷漠,无情,既不带女儿看病,也不好好照顾她,还动手打人,现在女儿连饭也不能吃了……新愁旧怨涌向心头,怨女儿当初昏了头,当年那么多追求者,单单选了这么一个人。她盘腿坐在炕上,老泪纵横。姥爷长叹一声说,从前念他是知书达理的大学生,才把女儿嫁给他,哪成想会这样?

蒲公英怨恨的种子,继续在空中飘。

老姨接到消息,风风火火地来了,带着他丈夫与前妻生的半大小子,找父亲算账。我亲眼看见那个男孩子,追着父亲,一棍子打下去,父亲的头就出血了。

在老姨的督促下,父亲才把母亲送到肺结核病医院接受治疗。一个月下来,母亲明显见好,可是住院期间父亲只来看过一次,却没有给足费用,母亲只好出院回家。

姥爷来我家,看到母亲还是病怏怏的,长叹一声说,没看好就回来了,也不是没有钱,难道蹲监狱把人性也蹲没了?

 

1978年我升入初中,被分到快班,开始用功读书。

有一次学校开秋季运动会,同学们都搬了凳子围在操场边观看。我独自倚在后面的一棵树上,想心事。一个女老师走过来,她说,她认识我父亲,她丈夫跟父亲是一个单位的,也挨过整。我好像找到了知音,忍不住向她诉说父亲的总总不好。她沉吟了一会儿,悄声说:当初整你爸的人,特别妒忌他的才能,目前这个人还在台上,还在欺负你爸,不给他上课,只让他带学生实习。我想,难怪我爸整天穿着一身蓝工作服,还经常带着油污。她继续说,你爸一介书生,又是外地来的,哪能搞的过这些地头蛇,被他们整到牢里吃苦受罪不说,你妈又病成那样,你爸精神上受的刺激是难以想象的,你做女儿的应该体谅他。我低头不语。她忽然伏在我耳边压低声音说,听说你爸并没有彻底平反,还带着一个政治错误的帽子呢。我瞪大了眼睛,好像那顶帽子也飞到我头上,我也低人一等似的。她扶着我的肩膀同情地说,你爸原来是很活跃的,出狱后完全变了,变得不爱说话,也不愿跟人打交道。我们都很同情他。

听了老师的一席话,我像是被什么东西戳了一下。

有一阵子,我发现父亲嘴角总会浮现一缕微笑,若有若无,稍纵即逝。不久我发现家里出现了几封信,趁父亲不在,我就偷偷地看了起来。

其中有一封是这样写的:

“长期以来消息断绝,长久悬念的心一直放不下。八弟,你是我们的亲兄弟,为什么和我们这样疏远?盼望你能够利用假期回成都与我们团聚。希望你一定回信,再不要让我们伤心挂念了。”

落款是二姐。

原来他不是孤儿啊,我还以为他什么亲人也没有。这一发现非同小可,随着我渐渐长大,父亲背后非同寻常的家世也渐渐明朗。

父亲本是成都李公馆的第八个公子。祖父是留日的建筑学博士,学成归来,在成都有相当的产业,洋房、商铺、别墅、果园、客栈等,春熙路半条街都是他的商铺,此外还开了两家电影院。

李公馆是祖父的杰作,三层洋楼,钢筋水泥结构取代了传统砖木结构,造型独特,豪华气派,屋顶覆盖着熠熠生辉的大红单瓦,是成都当时唯一的花园式洋楼,一时成为上流社会交际的主要场所。祖父母,一生恩爱,育有十个子女,他们在解放前夕相继去世。解放后,李家财产全部充公,李公馆成为用来接待政府官员的高级宾馆。

第二年暑假父亲回成都探亲,回来时,父亲背着一个竹篓子,里面装满了成都亲人送的礼物:有给我们的新衣服,有成都特产,还有一大桶雪白的猪油。那时候,一碗大米饭、一勺猪油,再加上一勺酱油,就美极了。

那段日子,我常看见父亲伏在炕沿儿上写东西,一页又一页。趁他不在,我又偷偷地看起来,原来是上诉书,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我经常考虑,以前对我的判刑定性实属冤屈,既然我的问题不构成‘反革命’,就应给予彻底平反,不应留有‘政治错误’的尾巴。不使‘四人帮’带给我灾难的阴影继续笼罩着我及我的家属。”

不久,父亲终于彻底平反了。那顶“政治错误”的帽子飞走了,我心里也轻松了起来,天空是多么的蓝。

 

母亲就一直那么病着。她一声不响地忍受着疾病的折磨,慢慢地耗着,耗着,越来越瘦,瘦得皮包骨了。她整天佝偻着蹲在炕上,到了后来,她连睡觉也蹲着,谁也不知道她是无法躺下了。父亲上班,我上学,我们都把她的病当成一个“常态”。

一天夜里,我被父亲的呼喊声惊醒。

母亲昏死过去了。

父亲拍打着母亲的后背,一边拍一边喊,醒醒,醒醒,半晌母亲才醒过来。

第二天,父亲把母亲送到了医院。

我和姥姥去看母亲。医院走廊光线幽暗,阴森森的。我感到恐惧,两腿直打哆嗦。我紧紧拉着姥姥的手,我发现她的手冰凉冰凉的,也抖个不停。我不敢跟着姥姥进急救室,只隔着门望着蜷缩在病床上的母亲。医生对姥姥说:没救了,还是带回家吧。

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母亲不仅患有肺结核,她还患有胸膜炎、腹膜炎等多种疾病,她的生命已经快走到尽头了。

从来不提任何要求的母亲在临终前一天,想吃冻柿子。可是,四月份了,哪还能有冻柿子?可怜的母亲,她人生的最后一个要求也无法得到满足。

弥留之际,母亲非常安静。

空气里满是忧伤。

我们围在母亲身边。

姥姥轻声呼唤母亲,声音哽咽而嘶哑:“翠文啊,再看一眼你的孩子吧。”

母亲气若游丝,半天没有反应。

我可怜巴巴地望着母亲。

突然,母亲睁开了双眼,直直地向我凝望,眼圈红了,已说不出话来。

曾经秋水一般的眼睛,此刻已黯淡无光,在她极端痩削的脸上,像两个骇人的黑洞。

我不敢再看母亲,泪水直往外涌。

没等母亲咽气,我就被姥姥拖走了,姥姥怕我受刺激。

等到半夜,姥爷才跌跌撞撞地回来,轻轻吐出两个字:没了。

我和姥姥嚎啕大哭。

姥爷仰天哀嚎:命孤啊。

从此,我便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孤儿。

那一年,我十六岁!

我听说,焚化时因为她身体依然蜷缩着,以至于无法放进焚化炉里。

母亲二十四岁嫁给父亲,四十一岁离世。她与父亲的好时光还不到四年,而后的十三年,她饱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直至离世。

母亲去世那一年我正好要中考,我就住到了姥姥家。偶尔回去看看父亲,如果在父亲那儿呆久了,姥姥就会气哼哼地把我找回去。我知道姥姥怨恨父亲,她把母亲之死,一股脑儿归罪于他,归罪于他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我打小听惯了姥姥对父亲的怨恨,这怨恨随着母亲病情加重而剧增,随着母亲病逝而达到顶点。

 

在姥姥姥爷的精心照顾下,我以小镇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当年母亲就读的那所重点高中,而后又考到南京上大学。父亲没有再娶,随后也调到南京工作。独留母亲一座孤坟,在松花湖畔的小山静寂。

我只是一味地要强,工作后考取硕士,硕士后在N大学边教学边攻读博士,尽管如此,我的内心始终充满着忧伤,我总是形单影只,有社交恐惧症,害怕跟人打交道。读博第二年,我突然腹泻便血,经检查我患上号称是世界医学难题的怪异肠病,特点是迁延难愈,被称为“慢性癌症”。

那一年我三十二岁,面无血色,瘦得像一根枯草,一阵风就能把我吹起来。

可是,父亲对于我的病情却不闻不问,就像当年对母亲一样。我常想,倘若母亲当初不嫁给父亲,她或许还能活着。一想到母亲的悲惨结局,我就抑郁悲伤,就怨恨父亲,多年的积怨便涌上心头,难以排解。有人说抑郁的情绪得不到舒展,就会以疾病的形式表现出来。有人说我的肠病,与情志失调有很大关系,劝我想开一点。怎么想开?没有母亲的孩子注定是忧伤的。思前想后,我倍感凄凉,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父亲,有什么不同。

我的病始终不见好转,挣扎了六年才拿到了博士学位。

我与父亲虽然同处一个城市,却相隔甚远,我住城东,他住江北,来往一趟需要坐长途车,过长江大桥,差不多穿越大半个南京城。我成家后,有了女儿,丈夫一直在外地工作,我们两地分居。父亲退休后,几乎每个双休日都来我这里。

每到周六中午,只要听到钥匙扭动门锁,我就喊:快,姥爷来了。女儿就扑向门口,姥爷姥爷地叫,然后小大人似的督促姥爷洗手洗澡把脏衣服放到指定的地方。

坦率说,我对父亲除了怨恨,还嫌弃,嫌他不修边幅,邋里邋遢。和他一起出去,别人很难想像他会是我的父亲,他的衣服总是油渍麻花的。

父亲每次来总是背着一个硕大的双肩包,里面有老花镜、书籍、碟片、药品等,有修理家用电器的工具,有时也有给女儿的玩具。

有一次,他从包里拿出一对木制的陀螺,教女儿抽陀螺。爷孙俩就在客厅里比赛,看谁抽得好。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陀螺,被无形的鞭子抽打着,不停地旋转。

去医院,专家看着我的肠镜报告,向我发出警告:肠子大面积溃疡而且狭窄变形,最好住院治疗。我说,孩子没人带,还要上课带研究生……。专家说:地球没有你,照样转。可是拖着不治,你就转不了了。

医生的话,我不是听不懂。

可是,没有人帮我挑起我肩上的重担。我含着眼泪回到家里,继续挣扎。

父亲来了,从不主动帮我做事。走了,也不打招呼。他不关心我,我反倒要对他操一份心。

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从早到晚直到深夜也联系不上。想到他有高血压,我焦灼不安,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我起个大早,安置好孩子,就去江北找他。当时我还发着高烧,折腾了两小时,终于来到父亲的家。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却打不开门,我心急如焚,担心父亲发生了意外。邻居听说情况,就从他家阳台翻到我家,出来告诉我,家里没有人。我六神无主。邻居提议带我去单位医院看看。路上跟我说,你父亲好人一个,就是不爱说话。我们这里谁家的电器坏了,都找他帮忙修,他从不推脱,有时他还要搭零件,修好了,也不求回报。

到医院一查,父亲果然在,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见到我,父亲吃了一惊,说,你不用来看我,我只是做了个痔疮手术。他真是个老糊涂,谁知道他手术了,也不问问我为什么来的。我委屈得掉下眼泪。

那次手术后,我感觉他的精神大不如从前了,饭量也少了。晚饭后,他坐在藤椅上打起盹儿来,白发苍苍的脑袋,耷拉在胸前,一顿一顿的。我看了,有一种苍凉的感觉。

父亲虽不与我交流,却与女儿玩得很好。他们一起笑,笑得捧腹,笑得诡秘,有时又一起嘟着嘴,好像都生了气。可是,没一会儿,俩人又好起来了。也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隔代亲”吧。他陆续给女儿带来的玩具,除了木制的陀螺,还有自制的弹弓,电动的青蛙,会叫“妈妈”的娃娃等。

因着女儿的缘故,我和父亲僵硬的关系有所缓和。

我觉得父亲就像一个“机器人”,得输入指令才能行动。而我实在需要帮手,只好向他“发布指令”,比如“去交电视费”,“带孩子去学网球”,“去买东西”等等。他接到“指令”就去执行,一点也不含糊。

有人问,你父亲为什么不搬来与你住,也互相有个照应。

谁说不是呢。

可是,他不愿放弃自己的生活,好像他那里有什么宝贝得回去守着。

他七十岁时身体还算硬朗的,而我总以为他的身体要比我强,也就随他去了。

 

2009年暑假我带着女儿回东北与丈夫团聚。

7月25日,8:40,父亲给我发短信:我现不在家,因不想进食,不排便,腹胀痛,在南钢医院内科301室3号住院,不必担心。你在吉林安好,多保重。

不祥之感使我瞬间瘫软,立即委托朋友去探望。

下午两点,朋友告知,已看到父亲了,状况还好,只是处境凄凉,偌大一个病房三张床,只有他孤零零一个人,一点人气都没有。他穿着一件白色长袖衬衣,敞着胸膛,胡子拉碴,一脸病容。陪伴他的只有头上的电风扇,呼啦呼啦,有气无力地转着。

听了朋友的介绍,我舒了一口气,南京那几天正处于“夺命高温”,好多人中暑,父亲也许是肠胃紊乱,况且医院里有医生护士看着,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晚上不到八点,一个陌生电话把我惊醒:“我是管床医生,3号床病危,请家属速来。”

“我在东北,一时赶不过来,请尽力抢救。”我吓得魂飞魄散。

我连忙和先生商量对策,还不到半个小时,医生又打来电话:抢救无效,是心源心脏病导致的猝死。

噩耗传来,我悲痛欲绝。我反复看着父亲的绝笔短信,一时无法接受这冰冷的现实。

再次见到“父亲”,他已化成骨灰装在一个金丝楠木的骨灰盒里。

先生念我身体不好,连夜带人开车替我回南京料理后事, 并把他带了回来。

我捧着“父亲”,觉得自己轻飘飘的只剩下一个空壳儿,连日的悲痛消耗着我,我摇摇晃晃,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母亲去世时后,无论谁给父亲介绍对象,他都不应,总嫌人家长得不够好看。不了解的人问他为什么总是一个人,他就编瞎话,说他的妻子在东北呢。

是啊,在松花湖畔的小山上静寂了二十八年的母亲,终于等来了父亲。

从母亲去世起,每次上坟我都忍不住哭泣,如今父亲也不在了,我更加悲痛,为什么你们都撇下我不管了?

周围树木葱茏,一片静寂,间或有几声鸟鸣。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在地上洒下斑驳碎影。一阵风吹过,树影晃动,使人恍惚。

 

父亲的猝然离世,犹如雪上加霜,使我的病情更加严重,我不但腹泻便血,还经常发烧,彻夜难眠。

夜晚梦回与父母共度的时光,回到我们仨共同生活的那个小平房,母亲依稀还在病中,却不见了父亲。转而又梦见父亲江北的家,房门黑洞洞敞开着……

这个梦,让我惴惴不安,父亲离世两月了,我还没有回去看过。尽管体力不支,我还是挣扎着去了。

卧室、卫生间、厨房,每打开一道门,都是杂物横陈,根本无法下脚。

卧室里,一个粗糙的大床靠着窗户,一顶帐子歪歪扭扭地吊着,床上只有容人躺下的一席之地是空的,周围全被杂物包围着。床下也塞得满满的。

逼仄的卫生间里,电线铁丝结成天网,上面滴里嘟噜地吊着小电风扇、小筐子、拖鞋等等,地面的角角落落也塞满了东西。

厨房更令人头疼,到处都油腻腻的,锅不像锅,碗不像碗,油盐酱醋杂乱无章。地下的米袋里散发着霉味儿。

收拾父亲的房子,使我受到很大刺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做梦,梦里有数不清的房间,房间里有数不清的东西需要处理,没完没了,纠缠不休。

在父亲的遗物中,一叠父亲撰写的申述书引了我的注意,其中一段写道:

“1968年5月12日,刘某某等逼我交侍和校内外人员的反革命活动,交待不出,一名同学揪住头发住后扯,另一个往前猛踢我的腿,跌倒之后,拉起来,扒掉外衣,用拳头猛击头部腹部。除了拳打脚踢,他们还用鞭子抽我,直打得我头昏脑胀口鼻出血浑身青紫。之后,抄家、游街、批斗、关押,最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十二年。1974年平反了,还留有政治错误的尾巴,使我背着沉重包袱。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原本清晰的思维被搞得混乱不堪,做梦还迷迷糊糊地思考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了呢?怎么交代呢?”

“我爱人原是正常人,在我投入监狱期间,被歧视,生活无着落,忧愁,得了精神病和肺结核,才三十来岁背就驼了,牙齿也脱落一大半,卧床不起,咳嗽,甚至吐血,还整天自言自语叨咕不停。我孩子精神也受到刺激,也感染肺结核,常叫前胸疼。一个正常的家庭就这样被破坏了。”

看了这份申述书,我总算捕捉到父亲的些许情感。多年来,我认为父亲就是个闷葫芦,沉浸在一个封闭世界里,终日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他在狱中受过哪些惩罚和毒打,做过哪些苦力,精神上受过怎样的折磨,我们无从了解。至于母亲和我受过怎样的歧视和欺侮,他也从不过问。他的一切的一切,都藏在那个闷葫芦里。而我又是多么渴望父亲的表达,哪怕一点点。

曾经他也表达过一点点。

在我和他相处的最后几年里,他曾跟我说过,在他关押期间母亲带我去看他的情景。

父亲说,那天你妈带着你来到了关押我的地方,还隔着一条马路呢,造反派就不让大人靠近了。我从窗口看见你妈妈附在你耳边说了什么,你就一摇一摆地过来了,我一把抱住你,趁他们不注意,偷偷往你手里塞了一个纸条,纸条上写着:我可能出不去了。你紧紧地握着,转身就跑回你妈妈身边了。我当时非常紧张,万一你过马路时来了一辆车子撞了你怎么办?你才三岁啊。

父亲难得跟我说这么一点点,而我总以为日后还能再听他多说一点点,可是他却突然走了。

在立柜的上方杂物掩埋的角落里,我发现父亲的皮箱。打我记事起,就看见过这只墨绿色皮箱,如今斑驳不堪,挂着一只与皮箱不相称的大锁。

砸开锁,发现了几本存折,用破旧的图纸包着,图纸上记录了账号和密码。我按图索骥,陆续取出二十来万。

这突然冒出的二十多万,让我感到痛心,凭他那点工资,他要怎样的省吃俭用才能积攒到这个数目,这里面想必还包括他出狱时单位补发的两千块钱。要是当年父亲肯用那两千块钱给母亲治病,母亲何至于死。

我拿着这钱,如同捏着两条命,心如刀绞。

 

假如还有来世,假如我能够选择,我绝不愿他做我的父亲。

假如别无选择,我想我会好好与他相处,因为我似乎已找到了与他相处的钥匙。但是,谁知道呢。

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到周六中午我会出现幻听,隐约间听到父亲用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我竖起耳朵等待着,等待着……。父亲再也不会出现在了,我的心一阵痉挛。

有时候,在马路上看到一个人的身影像父亲,我就停下脚步望,半天也缓不过神。

有一次梦里去机场为父亲送行,不知为什么,我非要看他上飞机。经过重重阻碍,我终于赶到了他要登机的那个地方。我流着眼泪乞求他留下,不要去那陌生的地方。他也流泪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流泪。他说,下次不走了。可他挥挥手,还走了。独留我啜泣。

醒来,泪痕犹在。父亲已离世十年了。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总是愁眉不展,就不能快乐一点么?其实我的愁眉不展与快乐不快乐无关,我从小就是一副忧郁的样子,也许跟我父母的遭遇有关,到底为什么,我也搞不清。而且多年来我总是抱怨父亲,却从未思考过父亲让我抱怨的原因。直到有一天我读到记者范承刚关于“寻找文革隐伤者”的一篇文章,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文章大意如下:文革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创伤,至今仍在生疼,化脓,如同体内发炎的脓肿,会不断地影响机体。这是大多数文革亲历者未曾意识却始终承担着的梦靥。大量研究表明,“文革”的心理创伤不仅持续地影响着亲历者,还对其子女乃至后世数代人产生了代际传递。幸存者的孩子生活在两个现实中,一个是自己的现实,另一个是由父母的创伤史构成的现实。

 

作者简介

李绪蓉,笔名絮容,籍贯成都,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工科博士。著有《朱梧槚传》,2014年1月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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