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号的花

阙一 3月前 ⋅ 90 阅读

 

 

医生才通知可以给妈喂些好东西,我便带两位姨妈去订鸽子汤。老鸽子要煮很久,加工店老板建议我们转一圈后再来拿。菜市场在出新,道路开膛破肚,场面混乱。我带两位姨妈走回大马路。

我们都很兴奋,但这兴奋很浅,底下是焦虑和悲伤。治病像闯关,家属们得陇望蜀,实属正常。大姨频频问妈何时能从ICU出来。我很烦躁,没有回答。小姨抢白大姨两句,大家都不再说话。

阳光毒辣,路上没有凉荫。我加快脚步,两位姨妈紧跟。我想带她们到汉中门的旧城楼下躲一躲。城楼在对角,等红灯的间隙,近旁的花卉市场吸引住我们。何必舍近求远?

那天是九月九号,市场里人很多,忙着为教师节挑选花束。花色绚烂,气味清冽,目不暇接中,两位姨妈很快欢欣起来。她们挨家观赏,赞叹不已。

我则怅然若失。看情况,今年的九月二十号,我不能再给小韩买花了,妈一时半会出不了院。小韩已经离开三年了。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的墓地在哪。

小韩的死,一个礼拜后就很少再被公开提及。但这事继续着它的影响。同组的女生跟我说,“那事之后,晚上我再也不敢留在公司加班,加班可以,但我得回家。”

我和她都可算作“目击者”,九月二十号(周日)晚上都在公司加班。很显然,我受到的影响和她受到的不一样。她频繁向我表达她的恐惧,但我只是应和,并很快感到厌倦。我甚至认为,她有点埋怨小韩在公司跳楼,并恰好在她下到一层时落到地上,那沉闷的声响给她造成了阴影。

我从没动念头要告诉她,那个周日早晨,我见过小韩,并有预感他会死。那段时期,我满脑子轻生的念头,我能看懂将死之人的表情。我不敢猜想女同事的反应,对其他人,我也同样不愿意说。

小韩的死被证实时,我虽然痛苦,但并不震惊。

但小韩真的死了,我却没有。

 

除去偶尔一现的古怪举止,我可算作好员工。九月二十号,我一早到公司加班。走廊里黑漆漆的,我捧着组长带来的葡萄去洗。那个早晨并不让我苦恼。有事可做、暂时可以撇开胡思乱想的时候,我都不会太苦恼。

我不自觉地蹦跳起来。卸下“思想”的我,欢快异常。这欢快让我茫然,像穿了太宽松的服装。

一个男生站在走廊中央,也许刚从卫生间出来。他头发凌乱,眼神呆滞,看上去已有几天没刮胡子。他的双脚看似软绵绵的,只是与地面接触,不再支撑躯体。他仿佛随时随地就可以倒下。

他穿着粉色衬衫和灰色长裤,衬衫下摆没有塞进腰带,棕色皮鞋灰蒙蒙的。他的问题,绝不是忘记将衬衫塞进腰带那么简单。

他往走廊边移动,让我过去。千真万确地,他像块云彩般完成了移动,轻飘飘的,没有声响。

他让我联想到有关将死之人的描述,形容枯槁、面如死灰、生无可恋……我像第一次见到怪物的儿童,不知道害怕,而是颇为好奇。我想笑一下,跟他打声招呼。他给新员工上过商务礼仪课,我认识他。董事长用“年轻有为”形容他。他的言行同时有落拓不羁和无可奈何的意味。这种混合很对我的胃口。

晚上八点,保安上楼说有人跳楼了,问我们这里有没有缺人。他的形象顿时出现在我脑中。他跳楼了,他果然还是行动了。

同事们挤到小窗口看躺在地上的尸体,我当即认出了他的粉红衬衫。组长说别开玩笑,韩总不会在公司,他肯定正在外面玩,他没有理由加班。

我尝试相信组长的判断。但我怀疑,组长根本不了解他。同事之间的了解零碎而片段。就是这一点了解,也全看当事人的意愿。他若不愿意展现,其他人就不可能了解。职场中的矫饰和遮蔽太多了。

死者身份得到确认。董事长开会回来,途经现场确认是小韩。消息在周一早上传出来,领导们决定让员工先不要到公司上班。

我瘫睡在床,时而眼泪奔涌,时而哑然失笑。我的情绪,乱得像四下喷涌的岩浆。我像丧家之犬,不知该取悦于谁。

从小时起,我就发现自己不如其他小孩容易快乐。他们跳啊,跑啊,追啊,我大多是远远看着,觉着没趣味。我总在“思考”。长大后,我确认那是“思考”。

念初二的某个周五,我从县城回到镇上时,天已经黑透。我没打电话让妈来接,而是自己走回家。不论怎样,我都会听到一通训斥。我希望这训斥晚点来。

我没和其他人硬挤,在车站等了三小时,上了最后一趟车。车上只有几个人,宽松至极,像是嘉奖。将这些原委讲出来,没什么意义。下次我还是会站在一旁干等,我做不到扒着别人肩头硬挤。

我屏声静气,故作轻松地疾步走,实则非常害怕。

夜空很蓝很远,田野上笼罩着薄雾,树木森立。即便有妖魔鬼怪走出来,也不奇怪。我不相信妖魔鬼怪那一套,但很担心会碰到小偷。我希望他们不要这么早就出来作案。

我还想,如果他们吓唬我,我也可以反过来吓唬他。只要装作不害怕,就没什么可怕的。不过我一直没机会验证这个观点,现在我根本不敢走夜路。

我急匆匆走,并不清楚自己在想什么。“梆”的一声,我发现自己的头撞到了路边电线杆上。我先听到了声音,继而才意识到是自己的头撞上了电线杆。同时,我前进的步伐也受到了阻止。

那一刻,脑中的景象十分明朗,我在思考“我为什么会是我”!

因为思维高度集中,我才越走越偏,撞到了电线杆。如果不是那根电线杆,我可能就要滚进水沟。

“我为什么会是我?”我摸着前额笑。凭这一点,我就有可能吓退小偷了。

 

在初中学校里,我因来自乡下而备受嘲笑。他们反复提醒我,我所具有的“乡下人外观和打扮”便是“我”。可于此同时,我却对“我为什么会是我”存有疑问。局面一度讽刺而复杂。

我的人际关系很差,没人主动与我接近。但我对此并不在意,因为就是在紧密的小群体中,我也落落寡合。

我开始对枯燥的课业不耐烦。我找各种书读,并很快就被灰暗骇人的人类历史吓蒙。我本只想求得单一又凝聚的真理,但现实却纷杂而隐晦。我很是挫败,我觉着自身渺小而无力,我由着愤世嫉俗作为特质在我身上蓬勃生长。

但我并非全然失望。我想我只是在狭小的空间中。日后,我将在广阔天地中,见到很多不一样的人,而我的疑惑也将悉数化解。我仍然会找到真理。

大学毕业时,我却彻底困在了人生的虚无中。我与自我、与他人、与世界(就这么多情)的关系,都处在紧张中。此外,我还耗干了使命感。我不认为自己能改变什么,也看不出自己的存在有什么必要。

我仍未放弃。我又给自己三年时间去读研究生。三年后,我在沮丧透顶中毕业。算上幼儿园,我共读了二十年书,但我没找到自己追寻的答案。

没有答案,我就不知道要采取什么行动。我茫然无措,丧失方向。

我感觉所有人都在冷笑,并滔滔不绝说着废话。生活毫无意义,所有人只是在原地打转。我如果参与进去,不过是一样沉沦、堕落,混到死亡来临。

奇怪的是,其他人似乎都比我清楚他们的前程。这让我愤恨不已。

我离开南京,到上海工作。问题不在于我去哪,而在于我必须离开南京。从18岁到25岁,我将七年的蠢行都留在了南京。有人讲这才是“青春”。

最要紧的是,我要摆脱小张。我需要先做到地理隔离。从情感上,我还做不到。我很依赖他,认定他是我与世间仅有的关联。如果他也抛弃我,那我将陷入被全世界抛弃的境地。

我不喜欢对“青春”的标榜,好像只有青春期的人在活着,之后人就死了。“青春万岁”等同于“冲动万岁”“浅白万岁”“夸张万岁”。唯一值得称赞的,是那种炙热的表现欲望,和对万事万物不由分说的评判热情。

我渴望亲密关系,却又总是将它弄得很糟。我跟所有人(包括父母)都建立平等而疏离的“朋友关系”。这种关系的约定是,彼此对私人事务讳莫如深。我们谈论公共性话题,年轻人的择业啦,政治与经济形势啦,现代择偶观啦。这些话题无穷无尽,且常谈常新。在必须要说话的场合,它们很顶用。

小张和我一样,都很少说话。我们长时间沉默,以至于像练习冥想的高人。我还有很多话想说,但迟迟没有勇气开口。小张终于对我不耐烦了。他出于同情或者猎奇的心理,才持续了与我的交往。

结束恋人关系后,我们以“不忍心”为由继续朋友式的交往。但这只是幼稚的设想,其实,他和我都对失败的恋情耿耿于怀,他抱怨我太拘谨、太保守、太冷漠,或者就是“不够爱他”。我本就处在自责之中,这下便对他的责难照单全收。我相信,都是我的错。

他不再遮掩二十多岁男青年旺盛的生理欲望,我以牺牲精神去满足他。我认为我对他的失控负有责任,活该承受屈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就是那样赴死的心情。

我的赎罪没有带来任何改变,只是给自己招来更多屈辱。那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半。

我终于意识到,其实我罪不及此,我有自救的权利。我不能继续纵容小张做施虐者,并甘之如饴地继续扮演受虐者。他不会感激我,我也不该怨恨他,这一切早该结束。我决意离开。

我进了上海一家公司,在公司两千米处租了个小房间。我步行上下班。工作内容并不难,只是开始时要学的东西很多,而且需要频繁出差。这些我都不反感,当然也谈不上喜欢。这份工作满足了我正常的求知欲。

可很快,就像从小以来的状况一样,我再次感到我只是浮在事情的表面。我发现工作场合无非是虚张声势,一切都没趣味。

 

不过我能将事情做好,同时冷静沉稳。我将所有情绪都处理成冷淡。我主动说的话越来越少,必须要表态的场合下,我会笑。这种笑激怒了很多人。他们很想问我,你他妈的究竟在笑什么,到底有什么好笑的。

同事们都欢欣鼓舞。吃饭、喝酒、唱歌、跳舞,循环往复,没完没了。我想逐个请教,为什么能陶醉于这些粗鲁的娱乐?我们念了那么多年书,就是为了在胡编乱造之余,加入灯红酒绿中摇摆的人群?

我因为安静而受喜爱,他们带上我一起喝酒。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他们问我,你怎么不说话?你不高兴吗?

那时候,全看我喝到了什么程度,是喝到笑了,还是喝到哭了。一般来说,喝得越多越想哭。可我毕竟还得自己回住处,所以我不能喝太多,于是我还是笑。我笑而不语,男生们会递烟给我。我也煞有介事地抽。

喝多的人开始哭。我仍旧笑我的。他们的哭,使我安稳,甚至有了难得的被陪伴的感觉。这年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死亡面前人人平等”都不再牢靠,但“悲欢离合面前人人平等”却是真的。众人的心,都有一部分笼罩着阴影。

我越来越想结束自己。

我天性拘谨而谦让,过马路前一定是左右张望,出意外的概率很低。我的健康状况很好,暴毙的可能性也很低。考虑到不想造成太过广泛的外部性,唯一结束自身的方式便是秘密自杀。可自杀也让我颇费思量。

我有必要的工具,也在各种方式间做过比较。在割腕、上吊、吃药和溺水间,我摇摆不定。

我将刀停在右手腕上方十厘米处,盯着闪亮的刀锋看,有时会看上半个小时,看到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饿了,于是便在愤怒中寻找吃的。

之后,我将昔日室友送的围巾挂到窗棂上。围巾和窗棂都很牢固,我打的结也无懈可击,将脖子伸进去,问题就会解决。围巾挂了两个礼拜,有人敲门时我会拉上窗帘,将它盖上。

吃药的操作性很低,我不想因为凑足量的安眠药而说谎话。我怕我扯到半截会笑。而且吃药见效太慢,万一迷迷糊糊醒过来又不想死了,又要受很多罪,而且那时的局面会产生极大的外部性,肯定会鸡飞狗跳。

溺水是最妥当的,我不会游泳,只要选择合适时机在合适地点跳下去,肯定丧命。

一点痛苦也不承受就死去,这种想法还是太投机了些。一般人死前,总归要吃点苦。死亡并非那么容易获得的解决方法。

 

为提高成功率,《时时刻刻》中的伍尔夫下水前在口袋里装石头。我有一件外套也有那样的口袋。我穿着它,坐在关了灯的房间里想象自己赴死的场景。我想坐晚上的火车去南京,凌晨到达。辽阔的郊区没有人,我大可以不受干扰地死掉。我不需要再省钱,所以我可以买张卧铺票。

我反反复复看《时时刻刻》。电影中不止一位角色选择去死,他们的共同理由是,无法在无尽黑暗中,继续独自面对生活中的时时刻刻。

这种艰难情境正是我的全部感知,生活太难了,存在太难了。我承受不起了。

我也愈发认为,我所碰到的每一个人,体内都有骇人的伤口。他们选择委曲求全,但不会得逞。他们将自身当作祭品,满足命运的贪婪。可命运是不会满足的。

我不停比对各种方案的痛苦程度。这与我的规律饮食和作息并未冲突。我在天生平衡感的惯性之中,狂热地渴望着死亡的荣耀。

 

而小韩却真的死了。

有那么一刻,我很确信,小韩在给我发信号,给我做示范,“来吧,其实没那么困难,不要再犹犹豫豫、思前想后了。”

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只有我在早上碰到了他,并看出他是将死之人?这一定是某种提示。我要迅速采取行动,趁着强劲的影响力,我要赶紧去厨房拿刀,到衣柜里找围巾,或者订一张去的南京卧铺票。我不熟悉上海的河道,我想沉在熟悉的地方。而且上海的河道看上去都脏乎乎的。

“好啊,那么走啊!行动啊!怎么还赖在床上不动?”我只是翻了个身,我不敢站起来。

“怎么,你不敢了?你一直都在说谎?!”

我用被子蒙住头,将身体转向墙壁,像躲避过于刺眼的光。我羞愧难当,我没脸见人。我的同道者勇敢地走了,而我还在苟活!

等一等,我马上就会行动,我只是在想如何说明后事,我不想留下神秘成分,我要清楚地解释这件事。我可以写信给父母,也可以写信给小张。我更想写给小张。这不算报复,相比父母,他与我亲近,可以被托付。

可是这样多蠢呢!小张大概只会耸肩讥笑,他不会在意的。就连在梦里,他看到我跌倒了,也是不耐烦地看了一眼,掉头走了。我很清楚他的态度。我不该给他找麻烦。

“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为何一定要留下解释呢?你以为你是谁?重要到什么地步?这都不是理由。而你却一直在找理由!

可如果接连有两名员工自杀,公司的局面会不会太过艰难?作为跟进者,我会被说成什么样?一桩自杀,他们也许能应对,同事们也可以接受,自杀嘛,哪里都有的,只是恰巧被自己碰到了,那么紧接着再来一桩呢?

我会不会掀起波澜?会不会像鬼魂,逼迫活人直视自己的人生?

我虽然不喜欢领导和同事们,可也无冤无仇,我不该和小韩联手,去制造更大的恐慌。一个人不该以这么邪恶的方式死去,作为承接、强调和模仿,而不是其自身。我该拥有自己的时间、自己的地点和自己的方式。

这是新理由!感伤且滥情!

 

你如果决意赴死,那么你便至高无上,想东想西,想无限降低此事对他人的影响,就只能继续被绑架的命运,不可能摆脱。今天顾及公司和同事,明天考虑父母和兄弟,后天呢?总有偶尔一现的、似乎很热心的人。

多可悲啊!远离了任何人,却又装作在意他们的样子,为他们的“好感觉”而活!哪怕只是仅有的几秒钟!

上天料定你不能依靠自身行动,所以派了小韩做你的引导,而你仍然推三阻四!

懦弱!

可在我就要离开人世前,再为他人考虑一次,有什么不对吗?他们提供了我无以为报的善意,尽管常常驴头不对马嘴。另外,我还有几千块钱欠债没还,我总不至于债务未清就彻底消失。

别再傻笑!你要是愿意做小丑,请继续吧。值得你继续存活的事情,多着呢。你在想小张会回头找你,向你道歉,请求你的原谅,告诉你他爱你;你还期待着会再次回到南京,去找你的青春、理想、激情、自我……随你怎么叫它们,就是二十五岁前的年轻人絮叨的那些东西。

我剧烈地流泪。我感受到死亡了,它堵在胸口,让我窒息。因为长时间未进食,我空乏无力。我累了。

 

我打开房间门,室友们都不在。我到厨房煮了白粥来喝。白粥散发出恬淡的清香。小韩闻不到这种清香,也喝不到这样的粥了。我边喝粥边流泪,我深感罪孽深重。

我所有的痛苦,都是应得的。我不该那样对小张,不该那样对父母,不该浑浑噩噩、玩世不恭。在我勉强可算是受害者之前,我已经对他人使用了暴力,我高傲、独横,不屑于世俗事物,对一切冷嘲热讽。

我把自己消耗为空心人,终于只剩机械的存在,成为自身的负担。

哭累了,我便睡觉,我很快睡着了。醒来后,我又因为睡眠而责难自己。小韩已经走了,而我还贪恋短暂的睡眠!我为什么不选择长眠!想想吧,以后的日日夜夜,醒来又睡去,睡去又醒来,多么痛苦!

我没跟小韩说过话,他也没跟我说过话。漫长夜里,萦绕在我脑际的,只有他那落拓不羁和无可奈何的笑。那笑并没有嘲讽意味。他并没有嘲笑我。我只回想起他面如死灰的神情。

他未渲染自身,他没有突然化身为演说家,就自杀问题向我宣教。

这让我怅惘。没有人引诱我,也没有人威胁我,即便是死者。如果有引诱或威胁,我本能的反抗倾向会被激起。但什么都没有,小韩只是走了,我仍活在广阔的漠视中。

心绪的拉扯,使我继续流眼泪,我期待哭出结论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为何这么痛苦?!每天都有人因自杀而离开世界,为什么小韩令我如此痛苦?!仅仅因为我认识他吗?仅仅因为我看出他的自杀倾向吗?仅仅因为我第一个认出了他吗?

 

小韩需要被理解,即便他死了!他渴望理解,也理应获得理解。可我并不理解他,也未试图去理解他。

可理解了又怎样?把自己的心捧给别人看又怎样?也许只得到更多哂笑。我必须知道细节吗?我看出他临死的心境,明白他对死的渴盼,还不够吗?

可我没有救他。在看出他不对劲的时候,我也没说一个字。相反,我为自己的发现而窃喜。我能拿什么劝他?我没有资格这样说,“不要去死,其实生活是很美好的!”我大概只能说,“再想一想吧。不见得非要今天去死。来日方长呢,完全可以在想明白之后去死。”

不论怎样,真实情况是,我没有跟他说话。我没有做挽救的努力,甚至根本没动丝毫念头。我让那一天平静地消逝,直到得知消息。消息证实了我在早晨的判断。我本来已经忘了。赴死的念头,对我来说从来不是新鲜事,我不是每时每刻都在谋划吗?

我的挽救也许能带来转机。但我,由于自身的冷漠和自以为是,将它们都给消灭了。

可我到底算什么人?

那天早上,在小韩眼里,我等同于会走路的扫帚,我要穿过多少屏障,才能跟他有真正的交流?那里并非山崖,也非桥头,我怎么暗示,我看出他想死呢?

他肯定不会跟我说话,他会将我的举动看作冒犯,就像我对热心同事们的态度。再说,伤害他的不是我,能拯救他的也不是我。不然,为什么,我不写绝笔信给陌生人,而偏偏要写给小张呢?人赴死的时候,很清楚他期待着谁。

但是,我没有去尝试!我没有尽责任。同类之间的责任,我没有履行!

可责任感本身是多么空洞的玩意!人类因为纯粹的责任感,已经干了多少蠢事!

不,不,不能这样说,这太冷漠,太绝情了。

 

秋风拍打窗户。大货车歪歪扭扭向黄浦江港口行驶。它们装货太多,像身怀六甲的孕妇,高一下,低一下,路面和楼房随之颤动。一切都那么不协调,那么愚钝。

小韩是引路人。我是暂时的幸存者,也许一天,也许两天,不会太久。我怎么能熬过这一切?熬过之后,我以为有繁花似锦、惠风和畅在等待我吗?别傻了。

礼拜二中午,我离开住处,不由自主往公司去。秋高气爽,景物明丽得近乎水族馆。曾经是小韩尸体落下的地方,有一摊水渍,水渍上方,停着一辆白色宝马。它光洁的金属车身沐浴在阳光之中,反射着耀眼的光芒。

这是谁的车!为何非要停在这里!

那片区域,没有任何异样。出来吃午饭的人三三两两,步伐轻快,笑语盈盈。他们的脸上,没一点阴郁。

公司黑乎乎一片,但组长的工位亮着灯,她已经来办公室工作。组长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之前就是她说,楼底下躺着的绝不是小韩。我们都不是小韩的什么人,没有理由为他的死而争论。我们连招呼都没打。

我打开电脑,在公司官网上找到小韩照片。小韩是作为核心成员被介绍的,照片应该很快会被撤下。我又找出商务礼仪课的培训录音,戴上耳机听了几分钟。我再次确信,培训时,我就察觉出小韩的忧郁。

我怎么知道的呢?仅仅凭借他落拓不羁又无可奈何的言谈方式?他介绍说自己很年轻,才25岁。我也刚好25岁。看上去,我们都有充分的时间与各方和解。所以,肯定还有其他迹象,让我判定,他和我一样,还没有达到和解,但我说不出那迹象到底是什么。那更像是没来由的直觉。

我坐了一会,带上工作资料,离开办公室。必要时候,工作能帮助我。我还有三四个咨询项目要做。我不愿意以神经衰弱为借口将工作推出去。我有责任感。

其他“目击者”的反应,比我的都要剧烈。如果大家都倒下,局面就会失控,成为歇斯底里者的集会。我讨厌集体性的悲伤,它将每个人的感受拉平,弄得没有面目。

 

走出公司大门,我又陷入恍惚。小韩的痕迹,就那样被轻易处理掉了。生而为人到底有什么意思!不过,这会是小韩所期望的吗?将自己的痕迹消除掉?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可以做得更好,比如完全不需要在周日特意来公司跳楼。

我只是暂时的幸存者,来日无多了。比起他来,我引起的反应会更小,我更希望没有反应。我会像跳水运动员那样,拼命地去压低水花。水花越小,艺术性就越高。死亡要有美感。

不要跳楼,选择更私密的方式吧。多少装作要跳楼的人,为了平息围观者急躁的“嘘声”,愤然一跃而下。我不能承受那样的暴虐。为自己而生,也要为自己而死。

回到住处,我又昏睡,没法做任何事情。躺下的人像投降的人,可以避开严厉责难,只要躺在床上,仿佛就不用对自身行为负责。我昏睡并哭泣。

晚上九点,我再次因为饥饿而起床,柜子里有同学寄给我的一箱零食,火腿肠话梅干之类。我讨厌吃火腿肠。但饿的时候,火腿肠也很好吃。

我还在感激这个世界的食物,即便是用最糟糕的原料做成。

我坐在地上,将电脑搁在腿上写信。我无法抗拒写遗书的诱惑,我有了关于自身行为的解释,我认为这解释合情合理,会得到认同。

小张:

拜托帮我处理一下后事。我的东西不多,处置起来很简单。衣服被褥之类都扔掉,书都烧掉,放在书橱里的小玩意也都烧掉吧。选择让你处理,是因为你是我接触最深的一个人。请你把我在世界上的痕迹清除掉,相对温暖一些,也许会讲些礼貌。

生活对于我来说太艰难了,所以我最后诚实一次,选择直面死亡。为了想一个优雅的死法,我延宕了许多年,不是想死而不敢,只是想死得稍微美一些,不至于吓人。请把我的骨灰撒到我家后面的大运河里去,那里落日的景象很美。

忘掉形容词吧,只说我死了。就这样。

信要怎么发出去?用邮件?如果小张收到邮件后反应迅速,而我还没有采取行动,就是说,还活着,他肯定会更看不起我。要不然,他认为这种老旧戏码简直太烂,令人作呕。他会皱眉头,鼻子里哼一声后掉头而去。他会满腔愤怒,因为我骚扰了他。

信若不发出去,就留在电脑里呢?那跟没写一样。那我为什么要写它呢?仅仅因为它是被称作“遗书”,不写便不完整?小韩是怎么处理的?他也写有遗书?

不,不,交代了一堆,而后赴死,那就是利用了死亡。他想以死摆脱生带来的磨难。但生本来就会充满磨难。

但我不想利用死亡。我仍然敬畏死亡。死亡是神圣的,是认真生活过之人的应有归宿。它该来的时候才会来,我不该使用极端方式去提前得到它。那是一种掠夺。我要承受我所应得的磨难,直到死亡来临。

人事通知周三起,全员恢复正常上班。我驯顺地上床休息,并在第二天早上起床去公司。我发现我可以与悲伤共处了。我也密切观察其他人的反应。

董事长、总经理和部门总监陆续发表讲话。他们神情落寞,叙说小韩的随和性格、过人的职业能力以及与他们的关系。看样子,他们与小韩都很亲密。“我没想到,那样豁达的人,会选择用自杀结束生命。才25岁啊,多好的年纪……”

他们的重点不在于表达哀伤,而是稳住军心,“虽然难过,但是对于选定的事业,我们还是要继续干下去,小韩负责的业务领域要大力推进。公司会尽全力保障大家的利益,请相信我们……”

全员肃穆,谁都没有提出问题。小韩的后事由领导们处理。零星的消息来自部门总监,她说小韩有一个妹妹,事发时他的妈妈在医院住院。他生前打了几个电话给前女友,但对方一直没接。他花了很长时间搜索如何跳楼,他采取了成功率最高的方式。他在口袋里装了身份证,身份证后来摔得粉碎。另外,他在遗书中说,他借了很多钱,他根本还不起。

他的自杀,与情感受挫和高负债都有关系。他曾是老家县城的高考文科状元。他潇洒、痴情、睥睨尘世,他用多张信用卡保障理想生活。但他很快挖了大洞,他也终于认识到自己缺乏足够的本领去填洞。

这一切,也许起源于微小但坚固的念头:不过循规蹈矩的生活,追求巨大的成功和巨大的荣耀。

 

下午,公司请来了两位心理咨询师,听口音是台湾人士。他们受托以小组咨询形式排查员工状态,疏导心理问题。这过程好似论文答辩,一组人进去,下一组人等待,每组耗时一个钟头。

在咨询师的引导(播放PPT文件)下,同事们完成五个阶段的任务,最后一个阶段是告别。觉察到咨询师的急切,同事们出于配合止住眼泪。整个过程的隐含信息很明显:现代人必须在有限时间内处理好情绪。他们要在科学指导下哭、笑、诉说和告别。然后,这件事就真的过去了,就像没发生过。

我很是恼怒,出了会议室才开始哭。这哭,既是怀念小韩,也是安抚自己,同时也是可怜同事们被草草处置的共同遭遇。

时间已经不早,可以下班了。我跌跌撞撞往住处走,头晕目眩。我踩踏的仿佛不是路面,我的移动也不是通过双脚起落完成。我迷迷糊糊,泪眼朦胧,小心翼翼沿着马路边行进。

我在一家花店前停住了。

这家花店很小,玻璃门后全是花。它们被摆得那样密集,以至于看不见老板。我推开门进去,“老板,我要买花!”

老板从花丛中钻出来,“哦,好啊,要什么花?我这里都便宜的。”

“我要菊花,雏菊;还有百合,白色的。”

“都在你身后。自己挑吧。”

小说《达洛维夫人》的第一句,“克罗丽莎说,她要自己去买花。”伍尔夫试图通过描写一天,来呈现一个女人的一生。这一天最开始的事情,是这个女人去买花。

我以骄矜而兴奋的心情,捧着两束花,出了花店。这是我第一次主动买花。我混入人群里继续走,但我不再是惯常的我。我捧着两束花,我被拯救了。

雏菊是买给小韩的。我坐在花瓶旁,长时间盯着那束花看。这是我对小韩的纪念。小韩生前的朋友说,他喜欢写诗,风格大气磅礴。花束让我联想到诗,但我从来没读过小韩的诗。另一束百合,我买给自己。我喜欢百合雍容舒展的样子。

我没去小韩的追悼会,所以一直不知道他的墓地在哪。即便那天不用拜访客户,我也不会去参加追悼会。我不想参加任何集体性的纪念活动。我的情感不可被拉平。

小韩选择了自杀,我选择了活着重生。或许不能说我选择了怎样,只能说我排除了自杀。我下不了决心。但我也不再咒骂那份我所缺乏的勇气。

我不再盼望来自小张的信息。我关掉已成负担的社交工具。我长久地枯坐,最后到书橱了拿了一本书出来。我根本看不进去,所以我拿起笔开始抄。我需要简单机械的劳动释放自身。我抄的第一本书是克尔凯廓尔的《致死的疾病》,它的主题是绝望。

但这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奏效,自杀的念头还是会出现,只是我渐渐有了将它们推开的策略。不过,还是有一个周日晚上,我再也不能承受,就乘地铁到了上海火车站。只要买上一张去南京的卧铺票,一切就结束了。我再也不想继续了。

我盯着自动售票页面看了一会,走出了售票厅。其实我也完全可以在手机上买。我那样做,只是想在售票厅的人群中寻求点什么。我下不了手。我走出售票厅,坐到火车站花坛边,我告诉自己不用着急,夜里有很多辆慢车可搭。

广场上有人跳舞,他们放着欢快的音乐,在跳交谊舞。领舞的是一对男女,他们也许是朋友,两人都穿着专业舞蹈服装,沉浸在自身的快速运动之中。路灯照射出他们满脸的汗。他们那样卖力地起落、旋转、笑……

我起身走回地铁站,回到住处时才十点。我也许知道自己还是会回来。我身心的一部分会死去,但我可以用剩下的那部分去救它。

 

母亲生病后,我在医院陪护。我从没有这样细微地照顾过人,这经历让我有了当妈的体会。最初那么几天,母亲昏迷不醒,气息衰微,只是一具躯体,没有交流的可能,即便我有很多话想说。

母亲醒了过来。照料她的过程,与她说话的过程,让我不停梳理自身近三十年的人生。

我的25岁是最危险的。在此之前,我曾以为一切问题都有答案,只要我坚韧、专一,我就可以找到答案。我无法接受事情的无解。

有那么几年,我陶醉在宏大抽象的“真理”之中,我想牺牲自己,燃烧自己,投入到伟大的事业中去,我想带领千万人摆脱他们的生活。那些生活,在我看来统统是没道理的。我认为我的存在与宇宙、与世界、与万古千秋联系在一起。

那是我最狂妄的念头,我认为自己连接天地,可俯瞰众生。我关注“自由”“平等”“博爱”,我为这些理念心潮澎湃。

我相当天真,到很晚才认识到这世界的道理已经够用,不再需要我的发明。最艰难的时刻,在于意识到,我只是普通人,并不占据独特的位置。但我不愿意接受。

我转而去认真地交朋友、寻找伴侣,与家人沟通。俯瞰和平视完全不同,真正站在地面上,我发现错综复杂的路径,和千姿百态的地表。没有公认的导航图。每个人要去的地方都不一样,他们也说不上为什么要去那里,可能就是想去体验一番。

这是缺乏统一目标的世界(一直以来都是如此),我尝试去理解。出于对“共在”的执著,我学会了顺从,我开始忽视自身意志。让别人有“好感受”,成为我的目标,是我表达情感的方式。

我成了“一个好人”。可这名头却没有丝毫光荣,我靠消解自身赢得了这份荣耀。我因为自己的平易随和而艰辛备尝。我想得到认可和关爱,但我没找到正确途径。

 

“我一直仰赖陌生人的慈悲。”死去的小韩、克尔凯廓尔和跳舞的那对男女,陪伴我度过了焦躁不安的25岁。时时赴死的念头是最大的浮躁,我终于克服了那种浮躁。

终于,我不再隐忍、屈从,我不再为他人的愉快而忽略自身。我明白了自我表达的重要,也拥有了自我表达的勇气。这也许和赴死的勇气,同样难得。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发现我此前的挣扎不见了,我与自我、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我在认识到自身渺小的同时,也认识到自身的可贵。我既不该妄自尊大,也不该妄自菲薄。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但那是神的抱负,生而为人便意味着人不是神,不该去追寻神性的荣耀而忽视作为人的本性。人与花草虫鱼无异,要经历生长、成熟和衰老。人在具体性中挣得作为人的荣耀。而对于生活的具体性,我需要明白的还有更多。

我培养出买花的习惯。九月二十号那天,我会特意买雏菊。我一直将小韩记在心底,他是我的亲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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