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杨华国

刘胜财 3月前 ⋅ 74 阅读

杨华国是我上海之行采访的第一位知青。

对于这次采访,我的感受是——“三个惊喜”。

第一个惊喜,他算得上是我的半个老乡。杨华国当年在万载插队的地方正好是我的家乡——赤兴,所以采访他,就像与一位久别重逢的老乡聊天,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第二个惊喜,他是真正的知识青年。许多上海知青都是初中学历,有些还是小学文化,但杨华国不同,他读了高中,正是所谓的“老三届”。1970年被分去万载下乡插队时,已是他高中毕业在家待业的第三年。

第三个惊喜,他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一落座,一个个小故事便娓娓道来,让我也跟着他的回忆,回到了那段特殊的知青年代。

1970年3月下旬,待业在家的杨华国接到了去江西万载插队插队落户的《通知书》。

尽管是自己到街道去报的名,但要离开父母,远赴千里之外的农村,开启一段从未经历,充满未知的人生旅程,杨华国还是感到非常迷茫。而且,这还不是让他最为苦恼最为忧伤的,最让他苦恼忧伤甚至绝望的是,去农村插队落户,意味着他的大学梦从此将变得更加遥不可及。

从小学到高中,杨华国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立志要完整接受人生的教育是他心中的梦想。要不是1966年“文革”取消了高考,杨华国的大学梦也许早就实现了。

在准备行装时,杨华国放上了几本数理化教科书、一本上海广播电台出版的广播英语书。带着迷惘、带着一丝希望,1970年的4月9日,心情复杂的杨华国和其他上海知青一起,踏上了开往宜春的火车。当火车驶离上海站台,杨华国不知道,离他越来越远的,只是他的家乡,还是他的梦想?

杨华国他们抵达赤兴公社时,天已经黑了。公社为知青们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会,杨华国作为知青代表在会上作了即兴发言。欢迎会结束后,大家就又在生产队干部的带领下赶往各自所在的生产队。当时赤兴一共下放有60个上海知青,公社将这些知青分到了6个不同的生产队。杨华国被分到了皂下村红屋生产队(现在的皂下村9组)。

为了让知青尽快学会耕田种地,生产队给每位知青都配了一个“师父”。杨华国的师父叫陈光明,是个非常朴实的农民,对杨华国非常好。那时,杨华国虽然已经23岁,是个大小伙子了,但他和其他知青一样,生在城市,长在城市,戴着一副眼镜,根本就不会干地里的活。是陈光明耐心地,手把手地教他学会了耕田、拔秧、插秧、施肥、割禾、打禾等这些“技能”,让他从一个五谷不分的城市青年,基本成长为一个下田能种地,上山会砍柴的新农民。杨华国记得,他这么多年来所使用的一根根扁担,都是老陈一手用竹子削的!

生产上,陈光明悉心教导,生活上,陈光明也给予了杨华国许多关照。老陈二夫妻,常常会把炒好的菜盛一碗端到知青的屋里,打了嫲糍、磨了豆腐、晒了红薯,都不忘送点给杨华国,让身处他乡的他感受到了诸多温暖。这份雪中送炭的恩情,杨华国一直铭记于心。1981年,杨华国在宜春师专刚留校工作时,就邀请陈光明到宜春游玩,并让老陈在自己的宿舍住了几天。2008年,在相隔了近30年后,杨华国再一次回到红屋生产队。陈光明夫妇没有子女,年老后又失去了劳动能力,仅靠政府补助生活。杨华国自此或赴江西时给老陈送物、送钱,或过年前给老陈汇款,直到2016年陈光明去世。

除师父陈光明外,还有一个人,杨华国也一直心怀感激。那是一个五保户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在杨华国生活最为艰苦的时候,给了他5个土鸡蛋。这5个土鸡蛋,让杨华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江西农民身上的那份纯朴,但由这5个土鸡蛋牵扯出的另一件事情,却让杨华国颇为委屈,以致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耿耿于怀。

事情是这样的。杨华国他们刚到队里时,队里有专人给他们烧菜做饭,知青们只需跟着师父把地里的活干好,到了饭点回来吃饭就行了。可是,这种“饭来张口”的日子还没过到一年,队里就给他们划了一块地,要他们自己种菜,自力更生。杨华国他们都不会种菜。不会种,种不好,自然也就没菜可吃,很多时候,他们只能吃光饭,实在咽不下时,就蘸点酱油就着吃。一些热心的村民看到了,就会送点豆角、豆腐、白菜什么的给他们。虽说这都是些老百姓家中极为普通的东西,但对经常没菜吃的知青来说,有这些菜吃,已经很满足了。有一天,一个老太太给杨华国送来了5个鸡蛋。这个老太太是队上的一个五保户老人,家中没有男丁,只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孙女与之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杨华国接过鸡蛋,感激万分,将自己身上仅剩的两块钱掏出来,一分不留地给了老太太。这一幕,正好被带队干部看到了。带队干部将此事汇报给了公社。不久之后,公社召开知识青年大会。会上,县里的来的一位领导在讲话中严厉地批评了某个知识青年给五保户老人钱的行为。他说,知识青年帮助贫下中农是应该的,但是,要通过自己的行动、自己的劳动去帮,而不该给钱。当时杨华国就坐在下面,虽然领导没有点他名字,但杨华国心里清楚得很,领导批评的那个知青就是他。杨华国很委屈,直到今天谈到这事,他仍然想不通那位领导为什么要这样批评。他说,他之所以给那老太太钱,是因为当时的他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文弱书生,没办法帮老太太干农活,没有能力用具体的行动来回报老人的好心,当时他连砍柴都砍不过老人的孙女。所以,唯有选择给钱这种他认为最为直接,也最为合适的感激方式。其实,他说那时候自己也是“一穷二白”!

尽管委屈,但生活还得继续。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文件一直传达到生产队。生产队的推荐是第一关,而劳动能力强则是首要标准。农民是善良的,杨华国并没有被“技能”拉下,推荐表被送到公社。谁知,从此渺无影讯。看着其他知青一个一个离开农村,走向大学,杨华国终于明白“出身”是自己难以逾越的鸿沟。不是还有“可教育好子女”的政策么,可实际上机会微乎其微。因为大学招生,被希望之火点燃的杨华国重新翻开了教科书,制定了自学计划,找一切可能有书的人借书。虽然困难重重,如公社里没人懂英语,没人可给予辅导,甚至找不到一本英语词典,但心是热乎的,凭着高中的功底,信心满满。可是,一年又一年无望的现实,使杨华国不再奢望上大学,他撕毁了课本,从此偃旗息鼓。

之后的日子里,杨华国又历经了许多事情,其中有件事,还差点让他丢了性命。

那是1972年,杨华国被队里派去修潭口电站。出事那天,下着雨,杨华国和平常一样,和众民工在山坡上挖土修路。当时,杨华国还和其他知青有说有笑的,可突然之间,一个山体滑坡,瞬间把杨华国整个人都埋在了泥土下面。

杨华国说,被埋后他就晕厥了,后面发生的事情他完全不知晓。事后他才得知,他被埋后,老乡们很着急,着急忙慌地徒手将杨华国身上的泥土一点一点刨开,把他救了出来,然后又派人到附近老乡家中借了一把躺椅,用两根竹竿架着,做成一个简易的担架,把他抬到了公社医院。

潭口电站离公社医院至少有七八公里的路程,何况那天还下着雨,老乡们抬着杨华国走那么远的路,那份艰辛可想而知。杨华国很感激那些救他的老乡,他说,万载的老乡真的很热心,要不是这些老乡,我那条命很可能就交待在潭口电站了。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1974年,杨华国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74年年底,生产队里比较空闲,杨华国跑去县文工团会朋友。朋友告诉他,说鹅峰中学有个女教师因为休假,急需一位代课老师,要他去试试。

本来就是农闲时间,当老师又不是体力活,杨华国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但他也知道,这事有难度,因为生产队不会同意人员外出务工。考虑再三,他决定先瞒着生产队,将生米做成熟饭再说。

回到生产队后,杨华国没有声张,简单地收拾了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品,拿了床棉毯便上路了。正值冬天,他本应该带床被子的,但是拿被子目标太大了,众目睽睽之下,容易让生产队生疑,杨华国不敢冒这个险。

到鹅峰中学后,杨华国上的第一堂课是政治课。校长张东生不打招呼,就来听了他的课。课后很是满意,将杨华国叫到办公室,说学校缺数学老师,让他留下教数学。

杨华国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高兴坏了,心想自己终于可以发挥一技之长了。可是到了晚上,走进学校分给他的宿舍时,他的心马上就凉了。

宿舍里只有一张床,上面铺着木板,没有席子,没有被子。杨华国不停地问自己:怎么睡?怎么睡?去跟人借?初来乍到,一个人都不认识,问谁借?杨华国看看空空的木板床,又看看自己带的棉毯,有了主意。他把棉毯的一半用来作垫被,一半用来盖,怕冻着,又在上面盖上一件毛衣。枕头也没有,他就把外套叠好当枕头使。

初冬的夜晚,寒气逼人,盖着半床棉毯,杨华国怎么也睡不着,尤其是下半夜,更是冷得不行。但杨华国没有因此叫一声苦,更没有因此放弃代课回生产队,他咬牙熬着。

快过年时,出事了——皂下村的书记听了生产队的报告,知道了杨华国在鹅峰中学代课的事情。村书记趁着去县里参加三级干部大会的机会,找到了鹅峰中学的张校长,说他们村上海知青杨华国未经同意跑到鹅峰中学上课,无组织纪律,必须叫他马上回去,或者把工资交回生产队换口粮。校长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杨华国,要他妥善处理好这事,处理好了,他可以继续留在学校教书,处理不好,那他就只能回生产队了。

杨华国给村书记写了封信,就自己到鹅峰中学代课一事跟书记作了解释。过年的时候,杨华国又特意回了趟皂下,去了书记家。他跟书记说,他在鹅峰中学上课是临时的,不是打工。书记问他怎么证明他是临时代课。杨华国说他的被子到现在还在知青点,如果他是长期代课,怎么可能不带被子。许是被杨华国说服了吧,书记也通情达理没再说什么。就这样,过完年之后,生产队没阻拦,杨华国又回鹅峰中学代课去了。

1975年上半年,赤兴公社书记李康寿去上海开展慰问活动。有上海知青就跟李书记提起了杨华国,说杨华国有知识有文化,年纪也大了,好不容易在外面找个份代课的工作,能自食其力,生产队却反对。希望公社人尽其才,对他给予必要的关照。李书记回到赤兴后,在一个公社干部会说,杨华国既然可以到鹅峰中学上课,为什么不能到我们自己赤兴中学上课?就这样,在李书记的关照下,1975年下半年,杨华国终于结束了在鹅峰中学偷偷摸摸代课的日子,光明正大地被安排到赤兴中学当上了一名民办老师。

这个时候,杨华国心中无限欢喜,因为从此他再也不用回生产队干那些力不胜任的农活了。他甚至有些满足,当然,他的这种满足,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出于对当时境况的绝望。但,命运之神显然不想就这样委屈了这位成绩优良,心怀梦想的知识青年。

1977年9月,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杨华国心中的那个大学梦被重新激活。在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鼓励和支持下,他重拾高中课本,利用中学的有利条件,课余时间展开复习,最终,如愿以偿的被宜春师专化学系录取。毕业后,在宜春师专留校任教一年。1982年9月,为结束夫妻二人两地分居,杨华国调到隶属于安徽省马鞍山钢铁公司的向阳中学任教。1986年,又调到马钢职业中等专业学校。1996年,杨华国调回上海,先后在朱行中学、罗阳中学任教。2007年,任教33年的杨华国光荣退休。退休后,他多次回到万载,与万载的老俵、师长、同事、挚友、学生相聚,把酒言欢,追忆青春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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