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围作品]陪伴我高考的女孩,和别人结婚了

真实故事计划 18天前 ⋅ 124 阅读

艺考悲喜剧

讲台上那位上蹿下跳的老师,是班主任龙哥。他教我们政治课,边讲课边把黑板砸得摇摇欲坠。我被震慑,不敢打瞌睡。

四十五分钟后,下课,吃午饭。我和朱飞打来四份米饭,拌了一个豇豆炒肉盖饭,挨到食堂空无一人,去食堂后面抽烟,商量之后去哪里学画。

下午,专业老师老丁去开会,嘱咐班长盯着大家好好画画,放学后交作业。朱飞没来,在宿舍看刚借来的黄色小说。他把书撕成两半,递来后半部分,让我也别去上课。

这是2005年夏天,十八岁的我在山东一所民办学校待了几年,周边几座城市考不上高中的孩子都聚集到这里来了。大家经常拉帮结派,打架斗殴,我也是。后来我意识到自己有画画的天赋。如今,老丁形容我是“八大美院的苗子”,更不能轻易逃课。

班长把四个石膏模特放在教室四角。我坐在金超和王新中间。上课前,金超女朋友用红黄蓝绿四色钉子,帮他钉上了干净的画纸。王新没有女朋友,纸钉得皱皱巴巴,像卫生纸。

这哥俩推测,老丁是去参与讨论带我们去哪里学画。他们欣喜若狂,冲我两只耳朵胡说了一个小时,才开始琢磨眼下的事儿。

王新每看一眼石膏,就在空气里虚画一笔,却不在卫生纸上留下一丝痕迹。

“你这是做法呢?”我问。

王新笑一下,抿着嘴继续。

老丁回来了,所有人从画板后面偷看他,等他宣布带我们去北京或济南的消息。他不说话,草草转一圈教室,托着腮帮子坐到凳子上,嘟着两片厚嘴唇。他被领导骂了才会这样。

刚开完会的老丁,垂头丧气,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他一直主张去济南,看来是领导决定让他带我们去北京。我立时哈哈大笑。

老丁站起来,宣布提前下课,半小时后去小礼堂开会。

金超的高级钉子拔得最快,但他没去交作业,坐在凳子上不动。他对自己的画心里没底,在等待时机趁乱交画。王新也把卫生纸拆了下来,镇定自若翻过纸面,一幅画好的伏尔泰出现在背面。

我想赶紧去开会,便先上去交画。老丁看了,说:“你这个样子考美院还是有点悬,一定稳下来,不要骄傲,不要浮躁。”

然后接过小婷的画,点评她画的更没细节。小婷没给老丁继续说下去的机会,抓起铅笔和橡皮跑了。

金超把画往老丁身边一塞也要跑。

“回来。”老丁喊着,“你这画的哪个?”大家都凑过来。

“斯大林。”金超笑,说,“啊,不是,是高尔基,丁老师。”

老丁把画扔在一边,没再理他。这是他表达“小型愤怒”的方式。

最后,他接过王新的画,问:“这又是哪个?”

王新抿着嘴,说:“伏尔泰,丁老师。”

老丁指着周围说:“来,你给我找找伏尔泰。”

这时我们才发现——伏尔泰今天没上班,四个石膏像分别是高尔基、海盗、罗马青年和小卫。

“你们这帮孩子,还有半年就考试了,知道公立学校的学生多努力吗?他们天天画到晚上十一二点,一个顶你们八个。”

“但是我们的老师厉害呀。”小婷跑回来说。

老丁看她一眼,边走边说:“别在这儿瞎扯,把画改改再去开会。你们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原来,学校规定,这年的美术生不能外出学画。

晚上,四五十个美术生聚到我们宿舍,筹划着怎么对抗或者出逃,但最终只以第二天上午不去上课的方式,表达了不满和困意。所有老师都未追究此事。

那天以后,专业老师疯了一样为我们传业授道,通宵看画,做学术交流。按当时状态,他们恨不能扒开我们的脑子,把绘画技法一一塞进去。

我们私下讨论,也许学校承诺给难以抵抗的诱惑,才使他们如此用心。多年后我们才明白,当时的他们,三十来岁,正是试图向世界证明、给自己交代的年纪。

极少有人再提出去学画的事情。我们也渐渐得知关于学校实施“禁锢政策”的原因:外面画室良莠不齐,耽误学习文化课,去年有高三学生在外面嫖娼被抓或者出意外死了。

夏日到冬天似乎很漫长,事实上不过只有二百张画的距离。

我和小婷趴在四楼的窗台上撕纸。凛冽的寒风带着鞭炮香味、雪花、纸片,雪花飘落的样子,就像全校一百五十名艺术生的素描和水彩,被撕碎,落向地面。

自从半年前在小礼堂开完会,除了晚自习上文化课,其它时间我都在画画。从前一周开始,晚自习也改成了素描。老丁每天嘟着嘴,捏着三支三角柱形的铅笔在教室转来转去改画,骂人。传言那三支铅笔是德国进口货,一支就要10块钱。

学校给发放了统一的迷彩画板包和工具箱。老丁更加忙碌,不仅要教画,还给每个人规划艺考路线。

老丁把我和朱飞叫到脏兮兮的办公室,说:“你俩考这十一个学校,完全一样啊?”

“嗯。”我们一起点头。

“为什么要去石家庄考中国美院?青岛不是有考点吗?”

“青岛考点那边,中国美院跟云南艺术学院同一天,调不开啊。”

“那为什么还要去郑州考西安美院?也冲突?”

“嗯。”

“郑州这个点考试时间太晚,耽误你们回学校学文化课。”

“没事儿,我们出去考试的时候带着课本,在宾馆看。”

“去年提档线是300分,考不上300分别说美院,什么学校都去不了,你俩想过没?”

“我们带着课本。”

老丁不再说话,继续看行程。不久,他说考这么多没用,不如少考两个,早点回来准备文化课。我和朱飞的心思已经飘走,随口敷衍他。

出发前夜,老丁没让大家画画。他搬来一开大画板,上面用毛笔写着诸如“五官的技巧”“整体观念”等老生常谈的注意事项。我没认真听。

最后,老丁从脚下登山包里掏出几个铁盒,挨个分发,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给你们点儿硬货考试时用,练习还是用自己的笔。”

老丁把一个铁盒发到我手里:“你画画放得开收不住,带个手表,每十五分钟看看整体效果,一定沉下心来。”我接过铁盒,里面是八支三角柱形的铅笔。

乍暖还寒的时节,我和朱飞按照自己的规划考了十所大学。老丁猜中了一半学校的考题,我轻车熟路,信手拈来,每次不到两个小时就交卷。有的考生瞪着眼睛看我,露出敬佩的神情;有的依然低着头,认真地一笔一划操作。这让我兴奋不已,信心倍增。

事实上,考试并不是这次行程的主题,“玩”才是。我和朱飞试图走遍每一个城市的角落,搜寻小吃,邂逅美女,在廉价宾馆里喝酒打牌,享受成人礼般的自由,不考虑自己的未来也不在意家人的希望。有一天夜里,我们试探宾馆的报警器,淋湿所有的床铺被褥去要求换房,因此弄丢了朱飞的英语书。

从石家庄《我爱摇滚乐》编辑部到青岛八大关,看过杭州的断桥并且吃了西湖醋鱼,在济南酒吧遇见一个比体育班最能打的壮汉还皮实八倍的保安,还吃了三个潍坊朝天锅……

我们决定上火车离开潍坊前,吃点清淡的。

“那边有个烧烤!”朱飞兴冲冲拽了拽我。

我没戴眼镜,走近才发现不是烧烤,白色木牌上用红漆抹着“火烧”俩字儿。

“这哪儿是烧烤,闻着味儿就不对。”我大声说。

朱飞的家乡似乎没有火烧这种食物。他往里瞅着,问:“哎,叔,你们这儿能用火烧什么?”

老板是个大胖子,没法更脏的棉袄外边,套了件同样肮脏的红白方格围裙。他看都不看我们,说:“火烧什么?火烧就是火烧,能烧什么?”

“怎么着也得烧东西啊,光烧柴火啊?”朱飞还是不明白。

老板拿一个钢铁玩意“哐当”砸一下炉子,恶狠狠看着朱飞。

“你拿啥卖钱?还火烧就是火烧,火烧红莲寺吗?”朱飞不依不饶地追问。

老板怒目圆睁,拿手里的玩意,指着我们:“小崽子你说啥?找死是不是?”

旁边的老板娘不再揉面,骂骂咧咧去拉丈夫的胳膊,不知道骂的是他,还是我们。虽然她也圆乎乎的,但老板一甩手差点把她甩到炉里去。接着,老板要去揍朱飞。朱飞反应很快,蹦起来踹老板肚子,踹不动,反而自己往后趔趄了好几下。

“叔,别打别打,捣鼓错了。”我在一旁说。

老板没空理我,拽过朱飞胳膊没头没脑砸去一拳。朱飞低头闪躲,大拳头“咔嚓”落在画包上。

“我的画板。”朱飞哀嚎一声。

“跑啊。”我冲朱飞大喊。

老板娘拉住老板,冲朱飞连爹带娘高声叫骂。我一脚踹翻眼前的大筐,二三十个金黄酥软的火烧满乱窜。那夫妻俩飞快奔向我,朱飞趁机跑开,在不远处停下,狂笑不止。他们追了我一条街。但我背着画板,觉得自己像忍者神龟,一点儿也不害怕。

各自躲了一个小时,我和朱飞在火车站会面。他的画板被老板锤出个洞来,他说:“你不是掀了他摊子,算报仇了。”

我们买了两盒大碗面,登上最后一趟赶考的火车,前往郑州。没吃上任何火烧的东西。

天色微明,我和朱飞在郑州等着晚到半天的王新和金超。

在火车站,我们努力让会面声势再浩大一些,扯着嗓子探讨早就在电话里讲过数十遍的话题,诸如:考了多少学校,有没有去玩儿。像苍蝇馆子里西装革履却吃着最便宜饭菜的男人,冲着电话高声说着动辄几亿的项目。

我们住进一个标准间,两人一床。

朱飞拿出新画板看了看,再装进去,而后去研究宾馆里的每一个物件。他忽然兴奋起来:“这儿有服务,咱试试吧。”

王新阻止他:“打个屁,咱来考大学,不是来弄这些乱七八糟的。”

我很扫兴,朱飞也是,但我们都感谢王新解了围。谁打这电话是个问题,接通下一步该怎么说也是个问题。像以往一样,我们对骂半天,满足地睡去。

第二天,王新跟金超去考试。我和朱飞呆在宾馆,用口水在舌头上挤出泡泡,然后伸出舌头去吹。吹了一会儿,朱飞提议骗王新体验一下服务,我立刻表示赞同。

中午,朱飞给王新发短信:我们叫服务了,上天了,赶紧回来体验一下。

王新马上回电话,问:“你们真叫了?”

“嗯,真爽。”

“哈哈,好,我考完试就回去。”

王新背着画板,拎着工具箱和水桶,回到宾馆。他嘿嘿傻笑,说:“你俩要是没骗我,我可打了啊。”王新哆哆嗦嗦比着墙上的小便签摁号码。

“是服务吧?对对对,一个就行。嗯,就是这个房间。”

挂了电话,王新又问我们:“一会儿上来……直接脱裤子吗?”

我笑得热泪盈眶,肚子生疼,腮帮子发酸。朱飞躺在另一张床上,哈哈大笑地“练习仰泳”。王新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

门响了。

我去开门,说:“姐姐好。”

姐姐不理会有礼貌的弟弟,惊呼:“三个人啊?”

我指着王新,说:“不是不是,就我大哥。”王新正僵直地躺在床上。

姐姐进屋,坐在床上跟王新说:“你看可以吗?不行可以换。”

“大哥你忙吧,我们走了。”朱飞说着把我拖出房间。

很快,门重新打开。我们进房问王新怎么回事,他说:“不行,太丑,我让她换一个。”

敲门声起,三人同时去开,一张兴奋的四方大脸。金超回来了。

等了好一会儿,终于又有人敲门。

依旧不好看,继续换。换了好几位之后,上来一个光头、纹身、穿着拖鞋睡衣的男人。他问谁要服务,我们被吓坏了,三只手一起指向王新。

光头男人目光凶悍,从门后拽出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女孩儿,问:“这个怎么样?”女孩儿的大红羽绒服脏兮兮,马尾辫油油腻腻,认真看着地板砖。

“我看看。”王新回答。

“看什么看,问你怎么样,做不做?”光头男人很不耐烦。

“行啊,做。”王新被镇住了。

事情谈完,光头男人转身出去,我们跟着出去。

这次等待比之前长了几分钟。女孩儿出来,我们慌忙拥进房间问王新:“怎么样?”

王新啥也没干,多给了女孩儿一百块钱,说看她挺可怜的。因此,他身上一分钱也没了,得问我们借钱买火车票。

王新开始收拾画包和工具箱,嘴里嘟囔着,觉得自己像个男人了。

我们考完最后一所大学,启程返校。王新在火车上威胁我们,谁要是敢把这事说出去,他就跟谁同归于尽。他说晚了,我们早已告诉了电话本上一半的人。

回到学校,我们听到谣传:侯铁叶、朱飞、金超和王新都叫了服务,其中王新表现最突出。

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尽管不断解释只有王新体验了新世界,谣言依然肆虐。为此,金超的女友闹分手。他在教室哭着解释。对方真正原谅他时,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月。

朱飞收到三封考试通过的通知,金超有两封。王新过了西安美院,郑州真是他的福地。

作为美院苗子的我,却一个通知都没有,老师同学们告诉我,越好的学校通知来得越晚。

直到临近五月,才有两封通知寄到学校。我拆信不得要领。金超蹲在面前,王新抱着我的膀子,朱飞一条腿撑地一条腿跪桌子上,三人把我围得密不透风,我手哆嗦得更厉害。

第一封来自北京的一所大学,只有两句话:你对绘画技法的掌握较为全面但差强人意。希望继续努力,来年继续报考我校。

大家发出一些单字的感叹词,催我拆第二封信。这封通知敷衍了事,话更少:恭喜你通过我校艺术考试,综合成绩196名。

落款是一所艺术院校的分院。设立分院是为了满足学生上大学和大学多挣钱两种需求,而即使这样一所学校,这年也只招收100名学生。

我的196名,属于100名开外的无效名次,朱飞前一天收到了这所学校的通知,有效名次。对于我,前100名里得有96人上不去,我才有资格。但这封信使我长吁一口气,起码有个理由继续坐在教室里。

“八大美院的苗子”考成这样,不管对我还是“册封者”老丁,都够沮丧的。此时,老丁已经转战下一届艺术班。我怕见到他,怕他突然回到高三,问我怎么考的,有没有用他给的铅笔……那盒铅笔在考试前一天被我遗忘在宿舍,甚至毕业离校都忘了拿。

日子并无不同,只是愈发漫长。

妈妈每天打电话让我好好学习。我已经无数次告诉她,那是一个无效名次。她反问,那你就不学了?我心里念叨,那还学什么?随即挂掉电话。

我开始在龙哥的政治课上睡觉,他再未管我。我把这当作尊重。我昏昏沉沉的,时而在教室,时而在宿舍。

天气也越发炎热,这天我被热醒。朱飞坐在对面的床上,正在吃一根硕大的香蕉。

我睡眼惺忪,点了一根烟,对他说:“大早晨吃香蕉。”

朱飞吧唧着嘴,说着什么。我没理他。得不到我的回应,他继续自顾自说话,还哼哼唧唧起来。

“你有病吧。”我把手里烟头撇过去。

朱飞捡起烟头,说:“吃香蕉应该从头上扒,但我都是从把儿下手,你呢?从头上下手费劲,还把手弄得黏糊糊,从把儿开始,吃完就撇了。你吃不,还有一半。”

“抓住头一挤就能开,肯定是从头上扒啊。”

“那不挤烂了?”

“你试试不就行了,老问什么?”

“肯定不行,你出都是些傻缺点子,那次你让我……”

“那你也是个傻缺,考上个垃圾学校。”我说。

香蕉飞过来,半截瓤子砸在我脸上,那是从把儿开始扒的。朱飞跳过来踹我,他瘦得像个成精的火腿肠。我一把抓住他的裆,他惊慌失措,抡拳捶我脑袋。我加了力。

舍友们终于醒来,过来拉架,劝说香蕉从哪头扒都行。朱飞停手,我也就放过了他。手上黏糊糊的,像刚扒完香蕉。

后来他们去上课,我继续躺着。

中午,朱飞给我捎饭。我让朱飞带根香蕉,好给他演示我扒香蕉的方式。但这天水果是一片西瓜,不好带,他把两份都吃了。

吃饭时,舍长凑过来说:“今年没发挥好没关系,没必要把气撒在同学身上,你画画这么好,来年肯定能考更好的大学。”

我和朱飞听完,一起对舍长说:“滚蛋。”

高考前一天,老丁终于还是出现了,他告诉我先好好考试,考完再想别的。其实我什么也没想。

离校前一晚,大家不知自己将被命运如何安排,却没有丝毫忐忑。我们不再避讳老师和保安的目光,买回很多酒和零食。高三宿舍的楼层,欢声笑语,好像根本不会有人落榜。没人重视高考这个事儿。

下半夜,小婷带着女孩大笑着,冲进我们宿舍,说是那边酒买少了。把看门大爷吓得瑟瑟发抖。后来男寝的酒也喝没了,我们就坐在一起聊天,没什么可聊的时候索性唱起歌来,拿脸盆当鼓,一通乱敲。我们卖力地给女孩们表演从未练习过的节目,鲤鱼打挺,酒瓶砸头……每把吉他都断了至少两根弦。

当时的我,讨厌应试、计划、虚情假意,讨厌每个套着模板生活的成年人。小婷一直坐在我旁边,中途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打算什么,你怎么也跟大人一样啰嗦起来了。她不再说话,笑眯眯看我。

这几年,我都在想什么呢?姑娘,抽烟,画画,摇滚乐,盖浇饭……唯独没有未来。从夜色如墨到东方微明,身边的每个人都沉浸在告别的欣喜和悲伤中,自以为长大了。

半个月后,我在家吃西瓜,朱飞打电话催促我查成绩。

朱飞被一所学校录取,他跟学长打听过,那学校一点用没有,面积还不如高中大。小婷上了个洛阳的什么大学。金超和女友上了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王新英语只有25分,没考上西安美院。

而我,文化课考了260分,没过提档线。

暑假里,我天天在家听朋克音乐。妈妈每日安慰我,大不了从头再来。她看多了小道新闻,怕我和别的落榜生一样自杀。她多想了,我其实无所谓,和以前打架时的心态区别不大。

九月,我去公立学校报名复读。穿过高三班级的走廊时,没有任何一个人抬头。其中一个教室的黑板上写着:“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

来到教师办公室。我靠着门柱子等新班主任,看墙。阳光打在地板上,陌生,刻板,却让我心安。

报完名,我启程前往北京。姑姑告诉妈妈,亲戚的侄子从清华大学雕塑系毕业后开了一个画室,我可以去学专业。我约王新同去,他说家里已经在济南找好画室。我们都实现了一年前的想法。

这期间,朱飞打电话询问我往后打算,还有我家地址,并抱怨那边如何如何不好。这让我舒坦了些。一周后,我收到快递,是三个避孕套和一张字条:“北京加油!”我把三个“小红帽”揣进裤兜,像拥有三个锦囊妙计的赵子龙。

妈妈执意送我。火车徐徐前进,把树木、河流、房屋、我的山东老家甩在身后。妈妈一直看着窗外,心事重重。我把手放在裤兜里,一言不发。

早晨六点下车,天凉。妈妈看着我的脑袋,说:“头发怎么又弄乱了?上车前不是刚洗过?”

“洗了才容易乱啊,有静电。”

“第一次见老师不能这形象。”我妈叹了口气。

妈妈在火车站乱窜,寻求解决办法。她停在卖百货的小车前,招手喊我:“快过来,这儿能洗。”车头上挂着一个奶箱纸壳,写着:免费冲面。

妈妈拉着我,走到老板面前:“你好,能不能给他冲冲头?他来北京学习第一次见老师,最好是形象好点儿。”

老板是个黑胖女人,歪嘴斜眼看着我,无论如何也不像能让人免费洗脸的阿姨。她说:“上理发店啊,哪有挨这儿洗头的?”

妈妈笑着说:“不是写着免费冲面?冲冲头也行吧。”

黑胖女人不再理她,忙着清点碗面。

这时,一个秃顶男人走到摊前,要买碗面。

“十块。”黑胖女人说。

“这么贵?”

“要不要?要就接着。”

秃顶男人接过碗面,拆开,放在车前石头上,黑胖女人从车里掏出暖瓶给他倒水。

“再添一些嘛,调料都没没过。”男人指着面说。

“你们这些人,连免费水的便宜都占。”黑胖女人忿忿不平,赌气似的往他面里注水,将近溢出。

妈妈终于明白过来,笑着说:“原来是免费泡面啊,我还以为……”她用手比划了个洗脸的动作。

最后,妈妈用保温杯里仅有的半杯水给我“免费冲头”,效果很差。她终于放弃跟我的头发较劲,带我去搭地铁。

我们在五道口下车,饿了。在距离画室百米之处,妈妈给我买了个黑面的煎饼果子,说黑色食品可以明目。但她自己没吃。

吃着煎饼果子,我想到,难道见老师时揣着一个煎饼果子不是更不礼貌吗?但我没说出口,因为妈妈一直这么没有原则。

妈妈拎着我的工具箱,我则背着画板、吃着煎饼上楼,穿过一个小天台来到画室门前。画室名字写得规矩,黑底白字,一点也不艺术。

一个瘦小精致的女孩开门,把我们领到办公室。女孩穿着帆布鞋,裙子刚好包住屁股,腿又白又直,上身却裹得很严实。她脸极小,眼睛很大,金发垂到胸前,洗发水的香味渐渐弥漫开来。

我看着这个女孩,寻思着为什么金发能让脸如此显白。

“还要再看一会儿吗?”女孩笑着说。

“没有没有,”我被吓了一跳,说,“你也是来画画的吗?”

女孩让我们歇会儿,倒来两杯水,让我慢慢吃煎饼果子。她伸出白皙瘦长的右手,介绍自己:“我是你的老师,我叫施青。你叫什么名字?”

妈妈接过施青的手,说:“你好你好,你原来是这儿的老师啊,看着真年轻。”

施青斜着身子,歪头笑着看我。我把煎饼果子往身边桌子上一扔,火腿肠被摔了出来……挺直腰板伸出手,说:“老师你好,我叫侯铁叶。”她的手又软又凉,而我手上全是油和汗。

这时,画室老板薛老师走进来。微胖,光头,三十岁的面容,二十岁的气质,不苟言笑。他的故事很励志,好几年才考上清华。他先跟妈妈握手,接着讲这半年的教学计划,边说边用卫生纸把煎饼果子推进垃圾桶。

又来了一位老师,姓苏,脸、眼睛和肚子都是圆的,总是不停地砸吧嘴。苏老师和施青是薛老师的同学,代课拿工资。

妈妈想请他们吃饭,他们婉拒。于是我们母子俩面对面坐在一家饭店里,点了两份盖浇饭。她要回了,留下1000元钱和一张银行卡,还有“记得吃饭,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考个好大学”。

我打算把妈妈送到地铁口,她不允许,让我回去休息,下午上课时好好表现。她挤进混乱的人潮,我第一次觉得她个子并不高,很快不见人影了。

我左裤兜揣着“小红帽”,右裤兜揣着钱和银行卡,晃荡着往画室走。途中,我对着路边的车窗压了压头发,没成功。往手上哈口气继续压,还是徒劳。

我找凳子坐下,削铅笔。无所适从的我,把八根铅笔全都削了,并且削得跟盒子包装上一样又尖又整齐。实在无法继续,我准备切割橡皮。

陆陆续续,学生们来到画室。没有北京人,大多是山东和江苏的。三位老师也走进来,身后跟着一位脸庞棱角分明的老人。这是我第一次原创画老年人,以前的模特都是同学。不过我临摹过许多老人,技法还算娴熟。

“这儿有人吗?”一个声音低沉的男人指着我身边空位问。他个子很高,长发,胡子拉碴,面无表情。他眼镜度数很高,看起来三十多岁,像个老艺术家。

“没人,老师。”我说。

“老艺术家”十分钟起完大型,把铅笔沫削在纸上用手抹几下,画沙画似的。画中人头发和脸庞泾渭分明,他没有放过模特脸上任何一块肌肉,形没法更准。我似乎见识到了一流美院的水平。

“看我干嘛?不自己画。”他头也没抬。

“我看看范画。”

“什么范画?我又不是老师。”

施青走来,对他说:“画油了。”然后拍下我肩膀,说:“想怎么画怎么画,别怕丢人。”再转头跟老艺术家分析,不要注重效果,效果只是提神用的,真正的东西是型准、结构,先把脸上的点连起来。

我听不懂施青的话,只是拿笔往纸上砍。

半个小时后,施青转回到我面前。“停,停吧,侯铁叶,成机器人了。”她要去画板,“先把型画准,大型才是画的基础。”

“我型还行啊。”

“还行哈?”她抬头看我一眼,开始擦我画的还不错的画,“为什么画画?”

“考大学啊。”

“我是问你的画……你觉得应该传达给别人什么信息?”

“传达我画的好啊。”

有人在笑。

施青几乎把我的画擦没了,橡皮也擦成了圆的,跟苏老师似的。她为什么不直接换张新纸?

“怎么算画得好?起码标准是,无论谁看,得看着舒服。拿今天的人像来说,第一点是要画得像人。”

这跟以前学的不一样。

老丁没让我把人画得像人,我也觉得把人画成人不算本事,我的素描全是桃精柳鬼。别人问我画的人为什么都疙疙瘩瘩、黑不溜秋,我说是艺术。

施青开笔五分钟,我就确定旁边那位“老艺术家”不是老师了。最后,她把画拆下,挂在墙上,拿着一个头骨给大家讲结构。我听了半个小时,寻思了半个小时,不光什么没学到,还把以前会的也忘了。

不到半年就要再次艺考,我却什么也不会了。

两周后,我们被分成三组,分别跟着三位老师。我被分到老薛组,老薛把这看作是对我的照顾。晚上,所有学生聚在一起画速写。我坐在门口,左边是青岛的刘波,右边是海拉尔的民人。

模特是第一天来时坐我旁边的“老艺术家”。听说他姓李,年纪跟老薛差不多,家是山区的,爸爸死了,困难得很,不用交学费。同学们叫他“大师”“大叔”,但不管叫什么,他都不理人。他数次过了名校艺考,却年年因为文化课成绩败北。

半个月后,老薛因为我在画画时哼歌而大发雷霆,说我底子差还不认真。于是,我想调去施青那一组,和石光、民人和“大师”一起。

“你这样会让我得罪校长哟。”施青看我刚画完的静物,说,“其实你进步很大,色彩感不错,而且整幅画下来是一个整体了。”

施青认认真真地看着我速写本,一边看一边传授技法。后来她看见我速写本上后几页写满“薛建国大傻逼”,噗嗤笑了,说:“薛老师年纪大,可能跟你们有代沟,其实人挺好。”

我觉得,她说的越多,拒绝我的可能性越大。真想把颜料盒掀翻了给她画室的地板上上色。我说:“那什么,随便吧,我哪儿都行。”

“那以后我得罪了你,不许在速写本上骂人啊。”

这算是答应了。我鼻子一酸,赶紧点头。

入学一月后这天,像往常一样,大家都下课走了,我还在练习。施青走到身边看着,问我考虑过考哪所学校。我文化课成绩不好,只能告诉她有的上就成。

“你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天天画到这个点儿,随便上个大学的话,是跟谁较劲呢?来北京一个月学费四五千,半年两三万。妈妈把你送来北京,不是为了随便吧?”施青开始拾掇我的速写本,接着提出,我得考清华。我想笑,紧闭双唇,气从鼻子出来差点把鼻涕带出。

“别笑,你严肃点。”施青确实没笑,“我以前是江苏专业第一名,学画不到两年。你比我更有天赋,只要努力,没问题。”

“我去年就过了一所二级分院。”

“那时候方向不对,也没太努力吧。我有信心,妈妈也是相信你才把你送到北京的吧?”

妈妈肯定觉得傻儿子能继续上学就不错了。我本着尊重老师和妇女的原则,忍住笑意,一本正经地说:“我不太喜欢清华,不太喜欢。”朱飞要是听到我说这话肯定会笑死。

“那就去央美。”

“不不不,央美也白搭。”

“那我不教你了……”施青把速写本扔在地上。

“北服吧,北服北服,行不行。”同样遥不可及的学校。我举起双手,掌心向前投降,说完双手合十拜她。

“OK,那你就上北服。学什么专业?”施青打开一个看起来价值不菲的本子,工整写上:侯铁叶,北京服装学院。我想制止她,觉得她要去北服给我走后门。

施青没理会,站起来,把本子扔到身后的椅子上,给我改画:“人叉腰站着时会把重心放在一条腿上,手在骨盆与肋骨中间,你去那儿站着自己体会一下。”她分析着身体结构,拿着笔在我身上指指点点。从头到腰,从裆到脚,告诉我,要透过衣服看身体,透过身体看骨骼。

那时已经很晚,施青身上很香,衣服也是最好闻的皮子味。窗外人声嘈杂,大部分是路人谈笑和汽车轰鸣。

我知道靠这几个月画到北服,是痴人说梦。但从那夜开始,我把文化课成绩和老薛的指责抛于脑后,更专注于学画。像儿时夏日的深夜,妈妈带我去游乐场,告诉我,今天周末,玩够了再回家。

去网吧查过北服的专业,我在民人和石光的建议下选了服装设计专业,施青得知后认真将之写上本子。我在电话里笑着跟妈妈说要考北服,妈妈说不要好高骛远,听老师话,认真学习。挂了电话,我向施青表达专业肯定过不了北服,她一上午没理我。

我认真研究北服的历年考题,抱着骷髅头研究脑袋瓜子是怎么长的。除了吃喝拉撒睡,其它时间都在画画。在饭店等菜,若是地铁有座,只要双手得空就得练习。凌晨一点放下画笔,早晨七点睁开小眼,挂上眼镜又继续。

2006年除夕前,老薛建议我们在北京过年,别耽误了画画,但施青和苏老师要求我们回家,说“换换脑子”,指不定回来能有飞跃。我们各自回家,老师们在留守北京制定年后方案。

年三十中午,我坐上回家的火车。施青给买的坐票,我去车厢连接处抽完烟,举目四望全是人头和编织袋,被四位回乡的大叔挤在厕所门上动弹不得。

其中一位大叔问我干什么的,我说在北京画画。他艰难剥开一个橘子,分成五份,递过来两瓣,说他们刷外体墙,所以和我算是同行。我们一起大笑。

远处,我的座位被一位满头白发的大爷占据,他腿上坐着个瘦小老太太,老太太腿上坐着个光头小孩,老太太两手紧箍着小孩,他一直哼哼唧唧,挣扎着。我决定不回座位了。

车窗外,山东大雪,夜色茫茫。

走出火车站,看见爸爸妈妈。妈妈说我头发长了,瘦了黑了,问我画得怎么样,吃得怎么样……

到家时正值夜间十二点,赶上祭祀。家人买了十多包黄色火纸,还有金色和银色的纸元宝,说今年多给神仙们送点,祈求全家顺顺利利。奶奶是操作人,她把火纸摆成易燃的圆圈,让父亲用长长的木棍摁住,点燃四角。

“棍子不是别人用过的吧?”奶奶又问了一遍。

“不是。”爸爸说。

火势渐起,人们的脸庞被照得通红。黑色蝴蝶跟随金色火焰腾空而起,星星点点。

“今年烧得太好了,看这火旺的,铁叶能考个好大学。”奶奶认真地说。

不再有人说话,他们表情肃穆,一丝不苟盯着火焰。直到燃烧殆尽。邻居们也下来放火,不知道他们今年最期待的是什么。我以前把这些人间希望都看作是庸人自扰的笑话。

不管是否努力,他们都在大年三十寒冷的夜里认真祈求,透过火焰展望下一年的理想生活。至此,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也有了希望,不由紧张起来。

正月初二,雪停了。

我接到朱飞电话,他开了五个小时车来到我家。

“路况太差了。”朱飞的语气像跑了十年客车的长途司机。

爸妈对朱飞的到来感到诧异、害怕。妈妈换着花样把“一定小心开车,不行就让你叔叔送你回临沂”这句话说了不下十遍。

我和朱飞用尽浑身解数,违背爸妈在家吃饭的命令,开着红色小夏力在冰上打滑转圈找饭店。满目苍莽,街上没车,也没有饭店开门。

 朱飞问我:“给你的‘小红帽’用上了吗?”

“我的天。”我这才想起把那三个玩意压在枕头下面了。临走时,施青说天气好的时候会帮我们晒被子。

恍惚中,朱飞问我有没有画裸体,没有;有没有去看圆明园、爬长城,没有;北京的女孩儿有没有很开放,没处过……他一脸沮丧,认为我什么也没干。

我们找到一个极小的饭店,小两口是东北人。我们问是否还炒菜。瘦瘦的老板娘抱着个小娃娃,问老板。老板说,材料不全,炒不好,但能做火烧。

我和朱飞一人喝了三瓶啤酒,他把手插在胳肢窝里,说火烧真好吃,并认为去年在潍坊打架时应该偷两个。

“你好好学画,我那大学也不是多有意思,幸好你没考上。”朱飞鼓励我,“考个北京的大学,肯定比那好得多。”

吃完饭,朱飞执意要回临沂,我藏住他的车钥匙。他找饭店时展示的技术,让我明白他能活着到我家已经是个奇迹。他是偷着把车开出来的,他父母到奶奶家去了,“寻思还不如来找你玩,这么久没见了,给你打打气。”

我把车撂在饭店门口,让爸爸给朱爸爸打电话。朱飞把这看作我最严重的一次背叛,气得吃了一下午香蕉。

香蕉吃完,朱飞叔叔的绿色吉普车带着朱飞的爸爸到了,带着些特产。两位长辈的脸庞和身材比朱飞还要瘦削。

朱飞不再生气,跟我说:“你就是想吃临沂煎饼,才把我爸喊来的吧?”

三人开着两辆车走了,大红大绿两辆车在满是冰雪的路上渐行渐远,还挺好看。

凛冽的寒风捎来鞭炮的硝烟。来去匆匆的朱飞,使我感到失落,忽而却有些庆幸去年没考上那所大学。

返回北京,我又不会画画了。画的过程中找不到问题,画完却发现毛病多得很。施青给我私人定制了方案,套不上,找不出问题所在。

届时的北京,安静许多,很多商铺关门,卖煎饼果子的小车也没有了。马上要艺考,施青叫来北服的朋友教设计基础,一个高高胖胖的北京女孩儿。

我听得懂,画不出。不过依然在画室呆到深夜,施青几乎每晚陪着我。夜里躺在床上,我能感受到被子有阳光的味道。不过,枕头底下三个“小红帽”不见了。

石光和民人越画越好,每节课得分都比我高。我刻意避开施青,拿画去问老薛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他看着画,问我想考什么学校,我结结巴巴的说北服,他笑笑,走了。

“你画的不错,快进步了,别听他的。”“大师”甩开长发,看了看我的画,笑一下,说,“真的。”也走了。

入夜,我坐在空无一人的画室,不知道当下的意义何在。我回不去那种混混度日的状态,满脑子都是考大学。

半小时了,我抱着画板,对着剥皮人石膏,一笔未动。它瞪着眼睛张着嘴,像将死的鱼,像我的兄弟朱飞。

“下神呢?快画啊。”施青吃完饭回来了。

“算了吧。”我说。

“累了今天就歇会儿,去睡觉吧。”

“不是,老师。”我把画板往旁边凳子上一靠,“太难了。”

“什么?”

“要不,不去北服了吧。”

“去睡吧,明天继续,马上大功告成了。”施青站起来摸摸我脑袋。

我顶开她的手,说:“不继续了,我都不知道天天干的什么,没啥意思。”

“大进步前都会有小退步,你觉得画不好,是因为就要看出以前看不出的问题了。你今天累了,明天我教你点儿北服的应试技巧。”施青坐我对面,冲我眨眨眼睛,“不许有这种想法了,要继续努力呀。”

我想,你觉得自己很可爱吗,你觉得你了解我吗?但没有说出口。我用一只手捏断铅笔,说:“努力努力,我这半年,每天晚上,从白到黑都他妈在努力啊。可你以为我像你一样厉害吗?别用这观那观来要求我。”

我泄了气,眼前的剥皮人变得模糊不清。懒得再说什么,捏着两节断笔回屋睡觉。

此时距离考试还有半个月,次日是最后一个休息日。我躺在床上瞪眼,电话响了,施青让我去清华大学。

天暖了,下着小雨,我钻进施青的伞底。我们看了很多名家的画,吴冠中、陈逸飞、潘天寿、张大千,还有清华美院历届的优秀作品。有的看得懂,有的看不懂,她会告诉我作者的意图和表现方式。

施青带着我在学校里转圈,告诉我眼前楼房的用途,食堂的饭菜好吃又便宜,甚至到她以前的宿舍楼下看看。我走累了,她却说一半还没逛完。清华一定比朱飞的学校大得多。

我们坐在一个湖边,雨越下越大,淋湿了施青的牛仔裤。她停止说话,笑着看我,这感觉很熟悉,像朱飞要搞恶作剧的前兆。果然,她从裤兜里掏出几个小玩意,“啪”一声拍到石头上,是“小红帽”。

我大惊失色,用手去捂,好像那是我裸照。施青大笑,雨水在她金发上蹦跳。我把“小红帽”的来历和朱飞的故事讲给她听,她乐不可支,说:“你的生活太多彩了,都是很机灵的小孩儿啊,只是方向有点儿不太一样。”施青也给我讲她的故事,我一边听一边拆出一只“小红帽”,吹成一个气球。

施青和“大师”没有骗我。连续通宵琢磨三天后,我“飞升”了,看得出画里的毛病了。

北服的考试就要到了。

这晚,施青提前下课,嘱咐我们早点休息。她收拾停当,打开天台的铁门下楼,并且给我发来短信:“下楼。”

我凝神屏息,观察四周,若无其事走出画室。她藏在一楼楼梯底下等我,神色兴奋,像我最漂亮的妹妹或最熟悉的姐姐。

“快过来!”

我低着头钻进去,面红耳赤,呼吸急促。

“你看。”

施青打开手机,用屏幕微光照亮一个小小的玩具,是个蓝色衣服的大头小孩儿,背着书包,胳肢窝夹着本书。塑料的,看着挺便宜。

“像你吧,哈哈!”施青笑着说,“送你啦,明天考试带着。”

我仔细观察,转过去,看见书包上写着“逢考必过”,我大笑起来:“这小孩儿一看就学习不行。倒真挺像我。”

“什么呀,”施青抢过去,“它跟我在一起好多年啦,每次考试我都带着他。还是在苏州,高三时妈妈给买的呢。”

“这可了不得,那我不要。”我往后退了一步。

“哎,掉地上了啊。”施青塞到我手里,“带着吧。”

这大头小孩儿的名字是“进步”,施青说自己文化课成绩也很差,后来带着它去考试,成绩高出模拟测试一百多分。我越看越像自己,就犹犹豫豫地接过来。施青让我考上北服、来北京报到再物归原主。

“我能……”有点儿喘不上气,“抱抱老师?”我以为会尴尬,但没有,我攥着“进步”,小心翼翼抱了她。她娇小,脑门顶着我下巴。

天台上有声音,我们赶紧撒开,一起偷偷往上瞧,像我小时候跟邻居小孩儿去建筑工地偷铁。

确定没人,我们钻出来。施青说:“那我回去啦,明天加油啊。”她走路很快,迅速消失在闪闪发光的北京街头。

几个看起来比我年长的孩子从身边经过,他们喝多了,抽着中南海唱歌。他们走路的姿势难看,歌声却很入我耳。

我快步走回宿舍,把“进步”压在枕头下,睡觉。次日去考场路上,我把手塞进兜里,紧紧攥着“进步”。

素描考题是“四分之三中年女子头像默写”,我放松心情,想着施青的样子,画出她二十年后的容颜。另外三门发挥正常。画色彩时我把“进步”摆在颜料盒边上,监考老师抓起来塞回给我。也许他也有过自己的“进步”吧。

离京前夜,施青请石光、民人和我去后海酒吧。施青开玩笑让大家不要想她,我们哈哈大笑说不会不会。笑完石光就哭了,民人去安慰她。

“我们在一起的片段,几年后你们会忘记,但我不会忘记你们。我改变了你们些许,你们也改变了我,这些都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施青说。

我回到山东,考了爸妈很喜欢的一所青岛的大学,接着又考了两所保底的,最后回公立学校复习文化课。

十一

风风火火的三月,过考通知抵得上一切。我无时无刻不期盼着北服的通知。

我依然坐在最后一排,班上的同学陆续来通知,闯关似的往前排突进。那两所保底学校给我来了通知,都是无效名次。我沮丧,想到前一年的经历。

班主任在台上讲课,正讲得兴起时,施青给我打来电话。

“老师,我肚子疼。”没等班主任答话,我攥着手机跑出教室。

“你过啦,北服过了。”施青的声音像刚吃饱饭的孩子。

“啊?”

“刚打听到的消息,通知书在路上了。怎么样?‘进步’厉害吧?”施青很得意。

若是在平时,我会说“谢谢”“你激动个什么”,或者骂几句脏话。但当时,我竟不知该说什么,只感觉身体里有东西在乱窜。我杵在教室门口,摁着肚子,别让那东西窜出来。

施青继续说着,是有效名次,一定要好好学习。我泪眼朦胧,“嗯嗯嗯”地回应。

“你现在应该是在上课吧?下课打给我。再见。”施青挂了电话。

班主任突然出现在前门,把书卷成鸡肉卷,质问我:“你干啥呢?”

“老师我过了。”

“你肚子怎么了?”

“我北服来证了!”

“北京服装学院?”

“是啊,老师。”

班主任从裤腰里拽出白色衬衣的下摆,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说:“好!好!挺好。”他也很高兴,以至于忘了没收我的手机。

三天后,北服和青岛那所大学的通知一起抵达。班主任把我座位调到教室第一排,这是求学生涯中从未受过的待遇。

相对艺考,文化课的压力更大。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建议放弃英语和数学,玩命学历史和政治。他抓过纸笔,分析着:按照最坏的打算,语文考90分,文综考180分,英语加数学蒙个60分,综合技能20分不成问题吧?这样最少能得370分,能上北服固然最好,不过青岛那所大学也是不错的选择。

班主任双手“啪叽”击掌合十,问我:“有信心吗?”我不忍扫他兴致,笑着点头。但在他的计划里,我只对“英语加数学蒙个60分”有信心。

班主任给我申请宿舍,之前一直走读。我让妈妈买个黄金矿工的头盔送来,想在晚上用头灯照明背书。妈妈第二天送来两个充电的小猪台灯,她说那种帽子会捂出汗,认真学习出汗更厉害,别捂傻了。

虽然不如我的创意酷,但是妈妈说的在理。可惜俩台灯一上手就坏了一个。我把“进步”挂在小猪脖子上,让它监督我。施青很少联系我,只是偶尔发条短信。朱飞倒是勤快得很,每天给我加油。以往他不会这样。

高考越来越近,我紧张,不管几点睡,早晨绝对六点醒。高考那天,我多睡了半个小时。

 “加油,考出个好成绩。” 爸爸看出我有点不自信,对我说,“别怕,你今年进步很大。绝对没有问题。”

“进步”呢?我兜里只有笔、表、准考证……我冲爸爸点点头,走进考场。

后几场考试,我都带着“进步”。走出考场,施青和朱飞分别打电话询问情况,我说还行。他们都不满意,但我也解释不了“还行”是什么程度。

在一个热得不透气的午后,我们一家三口坐在客厅查高考成绩,我摁了三回才对上号码。紧张得像王新去年在郑州宾馆里的样子。

439分。爸妈像自己考上了大学,拥抱,呐喊。我看着他们,不明白,这一次次考试承载的希望,是父母的多,还是孩子的多。爸爸去切西瓜,妈妈则给每个关心或不关心我的亲戚打电话。

我回到房间,坐在床上,忽然失落得很。画板包和工具箱放在床尾,“进步”和台灯被扔在写字台上。

十二

我的大学生活丰富多彩,有时险些忘记过往。但每次我独自坐在青岛海边,看着轮渡带起水花,就会再次想起施青。

施青从到了苏州,说是跟老薛闹掰了,回苏州建设家乡,争取教出几个比我有出息的孩子,考清华。

“第一场没有带着‘进步’,把它的本事浪费了。”我向施青表达歉意时,眼前海浪拍打石头,而她的城市在下雨。

大三这年,听石光说施青要结婚,问我去不去。接到这个电话时,我在学校做生意赔了本,正在宿舍抽烟、生气,为下个月的生活费发愁,说不去。

挂了电话,我赶紧打开电脑登上QQ看施青的动态。她换了真人头像,穿着婚纱,戴一脑袋亮片,笑着,很熟悉的表情。石光说那些亮片是钻石,施青的丈夫是富二代。

据说,施青走后,苏老师也离开了。老薛的画室留不住人,学生来几天就走,画室马上要关门了。“大师”仍旧没考上。民人毕业后去做生意,在县城买上房了。至于我,在一个小城市上班,不那么喜欢的工作,但在努力生活,最近刚当上爸爸。

我们长大,父母老去,孩子成长。儿子长大以后也会收获,朱飞一样的兄弟,施青一样的姐姐,值得废寝忘食的理想,铭心刻骨的爱情,深藏心底的善良。

-END-

作者丨侯铁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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