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围作品]刑满出狱的父亲,如何得到子女的原谅

真实故事计划 4月前 ⋅ 195 阅读

我的父亲

父亲曾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猪肉贩,梳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经典中分发型,留着陆小凤般的八字胡,身穿一件大风衣。

据老家人说,父亲年轻时高大帅气,幽默开朗,在村里知名度很高,人送外号“半天云”。我老家在万州一个紧邻长江的渔村,多数人以打鱼为生,父亲也是。

我长到上幼儿园的年纪,父亲带着我和母亲去往湖北宜昌,贩卖猪肉。爷爷曾是村里的杀猪匠,父亲从小耳濡目染,所以宰猪也算得上是咱家的“家学”。

初到宜昌,一家三口住在一个逼仄、又黑又潮的房间里。摆下一张床垫,只剩一条窄窄的过道,没有地方搁桌子和衣柜。安顿好我们、找到摊位以后,父亲每天两三点起床,去屠宰场杀猪,以此省去请人杀猪的费用。一直忙到傍晚,他才会收摊回家。

当时生活拮据而艰辛,我却上着周边水平最高的幼儿园,还报了学费较贵的英语兴趣班。父母常教导我要努力、好好读书,四岁的孩子自然不会懂父母的良苦用心,直到长大成人才理解,父母原本不需背井离乡也能过活,他们出去闯,是为了给我更好的成长环境和教育条件。

图 | 作者与父亲

父亲脑子活,肯吃苦,生意渐渐步入正轨,我们搬进了大一些的房子。父亲迅速购进全套家庭影院,大彩电、音响、影碟、功放,配得齐齐全全,都是当时价格不菲的物件儿。

夜间回到家,父亲往头上抹一把摩丝,拿起无线麦克风,跑到楼道唱歌,嘚瑟时像一只求偶的孔雀,天真时却像一个还没有入世的孩子。这个踌躇满志的青年,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一点小目标,怎么能不开心呢?

不过,父亲似乎很想念老家,我记得他出去吃饭总会点一盘爆炒小虾米,以前在渔村,他也时常做这道菜,又香又脆。

我家的摊位左边,是老冯的摊位。老冯有个乖巧的女儿,妻子怀着二胎,那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家庭。

下午生意冷清的时候,菜市场的几个猪肉贩常常围在一起打扑克。据父亲说,老冯经常在牌桌上怼他,使他难堪。

父亲原本不认识老冯,现在摊位紧紧挨着,所以关系很微妙,可能双方都会觉得对方抢了自己的生意。

老冯和父亲互不待见,但在老冯跟我开那个恶意玩笑之前,双方都谈不上有什么仇怨。

六岁那年一个周末,我到父亲的摊位玩儿。老冯从别处骑摩托车过来,把我叫过去,说:“你摸一下摩托车的排气筒,我就给你买雪糕。”

我毫不犹豫,把手贴了上去。排气筒很烫,我的手立刻变红,没过一会儿,整个手掌满是水泡。母亲听到我的惨叫,吓得不轻,父亲比较冷静,没多说话。

老冯心生愧疚,立刻载我去诊所拿药,连连道歉,事后给父亲买了一条烟赔罪。或许他也没有想到会把我烫得那么严重。

从此,父亲对老冯心怀芥蒂。

1998年7月14日清晨,天空微微发亮,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家摊位右边的猪肉贩老温要回河南老家探亲,父亲提前和老温打过招呼,在他探亲期间会占用那个空出来的摊位。二人的摊位本就连在一起,老温爽快地答应了。

老冯也想把肉挂到老温的摊位上。我母亲态度强硬,不让他挂过来,老冯把肉挂上去,母亲给他摘下来,两人孩子气地来回拉扯。几个回合后,两人激烈地对骂起来。父亲把母亲拖回来,旁人过来帮忙,费了好大的劲才将他们劝开。

过了一会儿,老冯又把猪肉挂到老温的摊位上,母亲气不过,提起猪肉扔了回去。老冯怒火中烧,拿起磨刀棒,一把抓住母亲,往她头上猛砸了四下。母亲当场晕倒。

父亲反应过来时,母亲已经躺在血泊之中。父亲催促老冯帮忙,一起送母亲去医院。此时老冯还没冷静下来,他拖起剁大骨的砍刀,挥向父亲的头颅,父亲把头一埋,竟然躲过。老冯自知敌不过父亲,转身就跑。

父亲抄起尖刀,紧追不舍。大概追出五十米,眼看就要追上,父亲想刺老冯屁股一刀,给他个教训。没想到他突然转过身来,父亲的尖刀鬼使神差刺中了他的股动脉,鲜血瞬间汩汩而出。

雨水从房檐滴下,溅起地上的鲜血和泥水。刀光剑影过后,菜市场陷入与往日不同的混乱、嘈杂。救护车赶到时,已经太迟,老冯死了。

父亲一位朋友见势不妙,塞给他一些钱,让他赶紧跑路,父亲没有跑。后来,母亲被救了回来,父亲则因为没有对老冯实施必要的救治,被判有期徒刑十四年。

父亲入狱改造。我对他的记忆极少,我试图去思恋他,却想不起小时候他对我说过什么,我们一起做过什么。

母亲出院后去外地打工,我则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寄居在各个亲戚家,没有说“不愿意”的余地,只能接受安排。

我和父亲的交流,主要依靠信件这样古典而浪漫的方式。我住到大舅家后不久,收到了父亲的第一封狱中来信,无非是一些让我好好读书、注意身体、孝敬长辈的话。父亲的信像是小学生作文,他总会在文章末尾写一个金句:就算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我很珍视那封信,用一个一年级学生能够做到的极致工整程度,一笔一画地誊抄了一遍。

小学期间,我转了5次学。不管在哪里,我都不愿谈起父亲,有同学说到父亲的话题,我就主动躲开,唯恐他们窥见我的秘密。我经常转学,总是外来者,忍受着本地孩子的欺负。要是再让他们知道父亲的事情,说不定会指着我的鼻子,嘲笑我:“他爸爸是杀人犯。”

母亲在深圳打工,她看见有人穿一种白色厚底显得与众不同的旅游鞋,其实只是厚实一点的运动鞋。母亲心疼我,买了一双寄到大舅家。那时周围穿这种鞋的人很少,任凭大舅如何劝说,我也不肯穿。那时,任何能引起别人注意的事都会让我不自在,我是一个卑微的人。于是,我打赤脚,踩着铺满碎石的马路,淋着初冬的阴雨跑去学校。

不久后,父亲来信说希望看看我的照片。我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乖巧懂事,很不情愿去拍照。不过我拗不过大人们,只好去了。我没有细心打扮,穿着一身很破旧的衣服。

图 | 年幼时的作者

后来,我从母亲口中得知,父亲看到那张照片伤心了许久,他觉得自己没能尽到父亲的责任,对不起我。其实,我从未怪过父亲,即便在受人欺负、最无助的时候也没有。我对父亲的记忆和情感,就像那信笺纸上的墨迹一样,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淡。

考上初中以后,我常常会想:父亲一个人在里面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和别人打架,潮湿的环境会不会让突出的椎间盘更加疼痛,多年的胃痛有没有好一点,受不受得了里面的劳改任务。每每想到这些,我都会流泪,但那眼泪代表的不是爱,而是同情。

有一年寒假,橘子熟透的季节,大江两岸,漫山红遍。父亲来信说想看家乡的橘子树。我拍了一些橘子树的照片寄过去。父亲很满意,回信说拍得很好,尽管很多照片都是糊的。

父亲减刑三次,总共减刑三年,服刑十一年,于我读高二那年出狱。

一个中午,六月已至,骄阳似火,远远能看到柏油马路上腾起的水蒸气。父亲回来了,在一个饭店庆祝,我即将迎来与父亲分别十一年后的重逢。

我走到饭店门口,父亲跑到马路上迎接我。他年老色衰,但我一下认出他来,他一定想不到我已经长得比他还高了。他一直笑,夸张的笑容挤出沟壑般的鱼尾纹和法令纹。

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进去。

那见面的场景,父亲也许反复练习过了。我却不知道用什么动作和表情,来面对这一刻,只是淡淡地笑笑,像在类似红白喜事的场合应付陌生亲戚。

这场阔别重逢并不温馨,反而略显尴尬,没有迎面扑来的拥抱,没有声嘶力竭的苦情戏,更没有喜极而泣的泪水,一切都在平静中草草结束。我吃过午饭便返回学校。

我甚至没有叫一声爸爸。多少次话到嘴边,却如鲠在喉,叫不出口。刚开始,我对父亲没有称呼,说话也极少。后来才叫他“老汉儿”,比“爸爸”这个称呼粗犷一些,不过顺口多了。我同样也感受到父亲在称呼我时的手足无措,只是犹豫不决地叫着我的大名。

那时,我快高三了,每日早上六点多出门,晚上十点才回家。我敲门,父亲把门打开,艰难地弯下患有椎间盘突出的老腰,把拖鞋整齐地放到我脚边。每每这个时候,我会很不自在。父亲对我太客气了。

父亲做了很多饭菜,其中有不少需要花几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大菜”。父亲已经有十余年不曾下厨,我看着那些饭菜,明知他很用心却完全吃不了,每次都让他做简单些。

回家后,父亲迎来四十三岁生日,他邀请了一些朋友到家里。在饭局上,我端起酒杯,想对他说些什么。一桌人都看着,我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喝下那一杯酒便回屋写作业了。

为了缓和尴尬气氛,父亲赶紧招呼朋友们:“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吃,我们吃。”

客人散去,父亲睡下,我在父亲的桌子上留了一张纸条,写着“生日快乐”。父亲看到那张纸条后很伤心,与母亲说,自己很失败,亲儿子有话都不跟他说。

我与父亲,十几年来不曾为人子、为人父,有些不熟练,想真正走进对方的生活,却找不到门在何处。

 

我外出念大学,经常给父亲打电话,主要目的是要钱,也会聊聊天。我惊讶地发现,我们俩在电话里聊上一小时仍觉得意犹未尽。

春节,一家三口坐在一起看电视。

母亲对我说:“你不能老是不开腔,要多说话,人既要有口才,又要有嘴才。”

我问母亲:“嘴才是干什么的?”

父亲突然插话:“口才是用来说话的,嘴才是用来吃饭的。”

真当着面,父子俩却只能尬聊。

2018年7月,我刚刚研究生毕业。有一天忽然感觉臀部有些不适,到医院检查,普外科的医生说是肛周脓肿,不能自愈,需要做手术。同时,我的血常规有些异常,血液科的医生建议我做一个血象分层检查。天色不早,我打算次日再去做血象的检查。

得知我要做手术,父亲不放心,连夜跨越几百公里前往重庆,来到我面前。当晚,我和父亲分别躺在标间的两张床上。

“老汉儿,不是吓你哟,可能是白血病。”我忽然开口对父亲说。

“卵咯(不可能吧)。”父亲说。

我生平第一次与父亲开玩笑。那时我坚信生活的主要矛盾,只是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肛周脓肿带来的剧烈疼痛之间的矛盾。

第二天,我去做血象分层检查。两小时后,我拿着结果出来,走到父亲跟前,把手搭在他肩膀上,说:“哎呀,还真是白血病。”父亲显得有些懵,好像在说“卵咯!”

图 | 作者在医院

我们都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但也都清楚必须尽快振作起来。我被肛周脓肿困扰,好几天没有睡觉,身体虚弱,血红蛋白很低,贫血严重。急性白血病发病非常凶猛,如果不及时住院,有可能还没来得及治疗就已丧命。好的医疗资源总是稀缺,父亲带着我在重庆几所大医院来回跑了好几趟,都没有找到床位。

初步确诊后的次日夜间,我和父亲想去一家医院的急诊科争取一个床位,然后转去血液科,但还是没有成功。我缩在医院的椅子上,疼得咬牙切齿,束手无策。父亲上厕所回来,我发现他眼睛是红的,显然流过泪。

在医院的椅子上坐了许久,父亲直接冲上血液科医生的办公室。很庆幸,他找到一个医生,给我安排了一个床位。我得以开始接受治疗。父亲表现出的冷静克制和积极争取,令我敬佩。

父亲在里面呆了十余年,出来以后却能迅速适应社会、找到工作。这几年,他从老行当猪肉贩转变成超市的生鲜采购人员,生活很积极。我最终确诊患上白血病以后,父亲不得不来回奔忙于重庆、万州和贵州三地之间,照顾我、照顾家里还要兼顾工作。

2018年11月,我感染得很重,无法动弹,插上了呼吸机,医院给父母下达病危通知。父母细心照顾着我,清除排泄物,连续数日无法安眠。

我迷迷糊糊的,有时会想到:在这场被命运主宰的游戏里,我们不过只是任由摆布的小丑,不过总会有人扮演着英雄的角色,父亲就是我的英雄啊。

度过那次危机后,我病情有所好转。

前段时间,我情绪不太好,夜间独自一人出门,在一个仓库门口坐下,没有接父母的电话。不知父亲是如何找到我的,他在我旁边坐下。我转着手里的矿泉水瓶,他时不时看我一眼。

很久以后,父亲点燃一支烟,又迅速掐灭。他说:“都会过去的,你看老汉儿,那么多的困难都克服了。”语气好温柔,或许就像儿时哄我入睡一样温柔。

父亲见我不回话,接着说:“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这句话用在此时此刻,似乎不那么土了,显得恰到好处。二十八岁的我与五十三岁的父亲并排坐着,那是我们的心靠得最近的一次。

上一次住院治疗,我躺在床上,父亲在一旁给我削苹果,他让我帮忙网购几条内裤。

“三角,还是四角的?”我问。

“三角的。”

“为啥穿三角的内裤,不勒吗?”

“也许是被生活磨去了一个棱角吧。”

我笑一笑,换了个话题:“老汉儿,你把烟戒了噻,你以后要是得癌症,我可不会给你削苹果。”

父亲也笑一笑,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我。

-END-

作者丨刘言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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