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离胎盘的艺术家们

真实故事计划 2月前 ⋅ 125 阅读
年幼时,我常在产房等妈妈下班。

她和同事们忙碌着,将一个个胎儿从母亲的身体接出,欢迎她们来到这个热闹的世界。

 

 

时候我家住在一个极其长的党校筒子楼内,一楼。外边是党校的操场,操场上几乎寸草不生,被晒得干干的季节,灰尘会顺势扬起。我家楼上是招待所,对面是主楼,一栋常常有各种干部集训开会的楼,干部们穿着干部服,有一张萝卜干一样僵硬的干部脸。

 

我做作业用的桌子就在走廊上,经常能听到大会议室传来的传达文件以及领导发言的声音。漳浦人说普通话真是好笑,长长的地瓜腔混合着怀才不遇的官腔,腰间一大串钥匙,腋下夹着公文包的男人们,真是喜欢学习文件。

 

邻居家的孩子们常常来找我或者弟弟讨要避孕套,我们家是这一片避孕套的发放点。相对而言,金属结扎环就没那么紧俏了。那时的避孕套包装简陋,根本不是分体包装,而是像劳保手套一样一扎扎捆起。为了避免塑胶在炎热的天气中融化并黏在一起,工厂撒了爽身粉。

 

妈妈从医院拿回来整盒的避孕套,扔在抽屉里。我总是特别豪气地从一堆避孕套中抽出几只,爽身粉飞扬而起。爸妈的卧室光线昏暗,因为爸爸认为夏天防暑降温的最好办法就是把窗玻璃都贴上报纸,外加拉上厚厚的窗帘。

 

邻居家的小伙伴们拿到避孕套只有两种玩法:最传统老套的是吹气球,这个倒也不必说。此外是往里面装满水,直到它承受不了自重破裂,所有的水溅人一身。

 

没有人知道它正确的,以及本分的玩法,否则就有人告诉我了。我作为避孕套指定供应商,其实很希望大家也玩一玩结扎环。金属结扎环正常大小,可以做戒指,拉长了,可以做手镯,还可以在手腕上印出一条弯曲的印子,但他们的兴趣都不大。

 

我的妈妈是妇产科医生,所以,我有这样间接的职便,并不是每个小孩都可以有类似的便利的。自小,我便出入妇产科病房,看一个个肚子圆滚滚的产妇,被推到走廊深处的产房去生产。她们抚着肚子哀哀乱叫,熟透的瓜不过如此,但你不用担心那些肚皮会裂开,人体的弹性超过了想象。

 

跟妈妈的同事们熟了,她们就会招呼我去看孕妇分娩。

 

“小红!”她们这样喊我:“进来进来。”

 

我通常不好意思进去,产床上有个产妇正岔开双腿努力中,助产士并不像电影里那样,用充满鼓励和爱的话语说:“加油啊加油啊,再用力一点!”

 

而是:“笨死了,快!快一点!后边还有人排队呢!”

 

以及:“大便懂不懂,像大便一样拉出来!”

 

过了一会儿,婴儿的脑壳,和着大便和羊水,湿漉漉地从妈妈的两腿之间露出来了,助产士更加起劲地吆喝,她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励志跟吆喝,唯恐产妇们泄了劲儿。

 

我们就是被母亲像大便一样拉出来的,这个事实即便人们后来将生命之起源说成如此美好,也无力改变。

 

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又一个婴儿从产道钻出来,不多久就在护士的吆喝声中开始大声哭泣,他们被倒着拧到一边去收拾,像处理没毛的猪仔一样。倒挂着的小光猪,一点儿都不美好,皱巴巴的,有的脸上还有黄疸。我对于他们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厌恶,总是在产房里见到婴儿,几乎没有一个真的是漂亮的,除了亲自生下他们的母亲们以及等在外边的父亲们、亲戚们觉得欣喜若狂之外。

 

 

一个人的开头,确实是和着大便生下来的。我在空荡荡的通往产房的走廊上一个人跳格子,路过的护士或医生会摸摸我的头,戴了橡胶手套的话,就没法摸了。我的妈妈她走路快得像一辆小型摩托车,突突突突。我常常向走廊尽头喊一句:“妈——”她的背影却消失不见,手术室的门关得那么快。

 

我喜欢呆在医院里等她,相对而言,这还是比较有希望的等待。如果她进了手术室,比方说难产,还快一点,如果是大手术,比方说,子宫切除,那就太久了,得五六个小时。一台这样的大手术,她可以得到五六块的补贴,而小手术的补贴是一块六。所以,她竟愿意多做大手术。

 

手术台上,她饿了的话,护士会喂牛奶给她喝,即便她害怕喝牛奶,也没有比牛奶更扛饿的了。两只手无法解放的她,出汗了也是护士给擦,像是有许多佣人的地主婆。

 

在手术台上,分工明确,有可以走来走去的巡回护士,有洗手护士,还有递给器材的器械护士。关于器械护士,妈妈总是强调她们一定要特别会数数,进去多少把剪刀、止血钳、手术刀,出来还得多少,她们还得数止血用的纱布,用多少块,结束后还得清点一遍,绝对不可将任何东西遗漏在病人腹中。

 

妈妈往往是主刀医生,她的个子只有一米四九,做手术时得给她脚底下垫个小台阶一样的箱子。个头小小的她站在偌大的手术台前,全副武装,洗了一道又一道手,戴上两层手套,穿两三层手术衫,穿过两道门,进了无菌室。那个过程,即便在简陋无双的县医院,也充满了仪式感。

 

她们像一群去往教堂主持弥撒的神父,点燃敬神的熏香。

 

然后,她们在手术台上无所不说,无所不开玩笑,总有一个主导讲八卦和笑话的开心果,像手术室里的郭德纲,那个人荤腥不忌,什么黄段子都说得出来,大家在周围做捧哏。如果病人是全麻,这个过程便更加喜感,这好像已经成为手术界的风俗了。妇产科的小护士们算是运气比较好,外科男医生是最黄最流氓的,最敢讲。

 

如果像我这样的小孩子在旁听,她们相对比较收敛,或许她们什么都讲了,只是我听不明白。我不是很爱围观手术,剖腹产倒也罢了,最后总会拧出来一个会哭的婴儿,算是小有成果的。如果是清理葡萄胎,切除子宫肌瘤,或者刚才说的切除子宫,整个过程除了看到很多血,最后把肚皮缝回去,并无其他。

 

有时候,如果在大手术室做手术,妈妈会让我去手术室顶棚的观看台上看,那里有朝下的玻璃窗,可以俯视手术台。从无影灯亮起,到关闭,我看着看着,会趴在那里睡着,因为实在不算是多么精彩的演出。对一个小孩来讲,这练就了我不怕见血的真本事,对往后的人生帮助甚大,命运这个小神似乎预知了我将来会做个专跑灾难现场的社会新闻记者,并鬼使神差地开始写推理小说。

 

不怕见血是很重要的,比方说,我家对面曾经住了一位会晕血的邻居,他是个瘦瘦高高的中年男人,只要路过医院,都会闻到血腥味,如果到门诊挂号处,他只要用眼角余光瞥到边上有个因为车祸送来的病人,立刻就会晕倒。

 

练就了不怕见血的本事,我还会异常冷静地判断:应该用几号止血钳,血管在哪里。这种医生的思维模式,是从妈妈和她的同事们那里下载给我的。在紧急关头,害怕是最没用的东西,害怕只会造就你内心怯弱和畏惧的雪球越滚越大,最后一下子砸到眼前。

 

十岁不到,我就知道世上最好听的旁听,是听几个科室的大夫在一起会诊一个疑难杂症,他们动用了各种专业术语,讨论得热火朝天。沉溺在工作情绪中的他们是最美的,不管他们长成啥样,那些时刻,你会觉得他们每一个脸上都放光,头顶上升起了闪闪发光的光圈,有什么,比一些人为了救治一个身处重病的孱弱的人,出谋划策燃烧脑细胞和各自的经验,更漂亮的事吗?我不知道。

 

我的鼻子也早早适应了酒精、高锰酸钾跟橡胶手套的味道,医生值班室的被子被太阳晒过后,还有一种干燥而粗糙的味道,世上没有什么比这个被子更干净的东西了。

 

 

妈妈如果上夜班愿意把我带上,睡在她的脚尾,那简直太幸福了。这样我临睡前还能见到她,她穿着白大褂,走路快得像个小马驹一样,跑来晃一圈儿,摸摸我的额头,催我快睡。半夜醒来,有时她在,一脚能够踢到,有时被子还有余温,她又半夜去接生、剖腹产或者抢救大出血的病人了。

 

小孩子是特别容易半夜出生的,夜深人静,更多人潜行到了他们的这一次生命。据说,荷尔蒙中的雌三醇和催产素在晚上达到峰值,这两种激素,会引起孕妇子宫收缩和宫颈扩张。而进化心理学家则认为,那是因为人的女祖先认为夜里全家都在,而不像白天出去打猎摘果子,夜里生孩子,才有人搭把手。

 

所以,妈妈常常夜半消失不见,如果我不跟着她去值夜班,早上吃饭的时候,常常只有父亲和弟弟在。她半夜去医院了,夜里家里电话响是常事,后来有了BP机,动静略微文明点儿,但也没有减少妈妈必须去工作的次数。她上大夜我便忧心忡忡,她上副班略好,可以在家睡觉,有事再去,如果轮休,简直是过节。

 

夜半,有个病人的男家属骑着摩托,“嘟嘟嘟”在家门口亮着车前灯等她,睡眼惺忪的妈妈骑上自己的小铃木摩托,跟着他去了,有时候天亮才能回来,有时候就不回来了,接着上白天的班。如此连续工作不止24小时,在她当年,是常事。

 

如果她傍晚五六点还不回来,我做完饭就开始等她,坐在门前,拿本书。等待妈妈的那些黄昏,总是格外漫长,而且漫无边际,只有等待大海涨潮或者退烧,可以相比拟。有个外国小孩的妈妈说:“好东西值得等待。”那些年,我经历过最严重的等待就是等我妈。

 

特别是冬天,天黑得太早,屋外一点点变黑,我不得不将门廊下的灯打开,父亲为了省电,往往在这种位置装的是10瓦的灯泡,黄光随时可能熄灭,增加了我内心的凄惶无助。

 

可算听到她的摩托车响了,远远传来,在诸多的摩托车响声中,我只能分辨出妈妈的。

 

她总能带回来医院的一些新闻:“昨晚那个宫外孕大出血,血出得用脸盆装,有一瞬间我觉得哎呀不行了不行了,脚手尾噼啪抖。”

 

“引产放婴儿的房子里有个特别漂亮的孩子,父母都很漂亮,个子高高的,哭了两天了,今天护士长说他还在,真想找个人抱走。”

 

我始终不敢去她说的那个引产放婴儿的房间,那是医院最神秘的房间,比太平间还要神秘。有个负责埋婴儿的护工,是个老头儿,每埋一个,医院给他五块钱,他总是拿着锄头,在后门等候。

 

 

长大后,我认识许许多多医生的孩子,我们像个奇怪的群体,会交流一些外人无法理解的体验。比方说,我有个学生,让我做过很长时间的心理治疗,生性敏感的她,幼年有许多她自己认为很难消化的经历:诸如五六岁家里搬家,搬完家正好是傍晚,天快晚了,操场上空空荡荡,家人正忙忙碌碌,她独自一人站在偌大的操场上,人生第一次意识到了孤独。

 

另外一个场景,跟医院有关,她父亲是个外科医生兼任医院的院长,有一阵子,医院搬到孤零零的野外,她们全家住在医院走廊的尽头,家在这头,厕所却在走廊的另外一头,夜里上厕所,她都要闭着眼睛飞奔过那段安静无比、充斥着消毒药水味儿的走廊。

 

在她讲述这段经历时,我也会想起那个神秘的满地都是还会动还会哭的婴儿的房间,很奇怪,我从未向妈妈打听过那个房间到底在哪里,她也从未告诉它的位置,但确乎有一个区域,一旦路过,我便采取飞奔而过的步态。在我的记忆当中,这个地段模糊不清,像是记忆经历过一次彻底的、高压水龙的刷洗,一切的痕迹已全然消失不见。记忆这个神器,居然也有分辨善恶是非的能力,它将一段特别扎人的刺避让掉了。

 

那时在抓计划生育,孕妇出门需得带上准生证。大表嫂怀孕后,每次出门买菜都得提醒自己带着准生证,如若不然,会被街上“抓计划生育的”抓去医院打引产针。

 

而对于计划生育,唯有“国家政策”这唯一和不可撼动的解释。妈妈回来时,还是会经常说这个孩子,或者那个孩子。

 

“真漂亮,真结实。”她总是说。

 

我觉得她有特别能力,能够看出一个未满三朝的婴儿的真实面容,预测到他们未来是漂亮或者相反,这个能力需得当过很多很多年妇产科医生才具备。

 

她经常看到一个孕妇会说:“好漂亮,妈妈脸。”

 

每次听到她这么说,我也认真看了看那个大着肚子的女人,无非是脸上有一种因为激素水平提升而焕发的奇妙的光。时间长了,我也学会了欣赏这种漂亮,那些怀孕的女人们,确实有某种待产的安详,跟心无旁骛的从容。不单是她们的步速,连带她们的语速都比往常显得平静朴实,经由妈妈点拨,我确乎在其中看到了某种异乎寻常、微妙难解的美。

 

大学暑假的一天,我和妈妈在路上遇到一个熟人。

 

“小红,你看,这个阿姨就是接生你的,生了十八个小时。”

 

我惊诧地看着眼前这个瘦伶伶的女人,很难想象她居然有力气将一团团会哭会闹的小肉从一个个不知名的黑洞当中拽出来,这个小县城至今都没有一个男性妇产科大夫。妈妈她们也一直在物色一些更年轻的接班人。

 

她不止一次拿着我的手说:“啧啧,你这双手做妇产医生多好,剥离胎盘,得有你这样又瘦又长又有劲儿的手。”

 

跟弹钢琴一样,她们选人,很看重手的天然条件,然而我学文科去了。

 

然后她又盯上了弟弟。

 

“小宇啊,你看你的手,又长又灵巧,要是用来剥离胎盘就好了。”

 

世上只有剥离胎盘这件要紧事,我们文艺兴邦科学兴邦都是扯的。但如果你跟医生们相处多了,会发现,他们大都跟整天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的那些科研人员一样,心思单纯,不谙世事,摘下口罩之后,私下里常常露出孩童一样傻痴痴的笑容,互相安利打折消息也很起劲。

 

有一天,妈妈又回来跟我讲医院里的事。

 

“今天,我在门诊给一个育龄妇女做检查,跟你说,她的阴道光滑极了,真漂亮。”

 

作者巫昂,现为作家

编辑 | 王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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