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小餐馆里“会说英文的阿姨”

果枝 7月前 ⋅ 276 阅读

17年九月,我在上海一家叫“Tres Perros” (三只狗)的一家西班牙小餐馆做服务员。

那时候我刚在6月底的伦敦结束了一个电视剧项目的现场执行,已经待业两个月了。我妈说不论如何你得赶紧去上班,我怕你交不起房租饿死。

三只狗就开在走出我家小区的那条街上,之前在晚上路过的时候向来都是门庭若市,门口聚集了端着酒杯、说话舌头跟弹簧一样的南欧人。在一个下午经过的时候,看到外面立了个小黑板招兼职,我就走了进去问了问。每小时25元,要求会说英语,时间晚上6点到12点,周一关门不营业,一星期最少上五天班。

我回去犹豫了几天之后,决定还是去上班。毕竟这个工作可以赚点房租,晚上下班没走几步就到家了,也不会耽误我白天不在控制之内的面试。

说到面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面试是我经历过的最难的面试。时长一小时,面试主管像侦探办案般问着预设好的问题,要求你用经历过的具体事例来回答证明你的能力。全程用英文进行,她一边警觉地听着细节,一边一丝不苟的做着笔录,面不改色,我感受不到她内心的波澜,我和她似乎是不同维度的人。那是16年的二月,春节刚过,气温还没有回升,仍是春寒料峭的时节。在那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全身的毛孔都在奋力地张大着呼吸透气。面试结束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渗出了一身汗。我觉得我面得糟透了,灰心丧气地回到了住处。过了几天之后,我得到通知,没想到我居然面上了,而且还是first choice。我就这样去了英国文化协会,做了小职员。我爸对我职业情况的了解,也止步于此。

但相对于面试本身,在通常情况下,说服别人给你一个面试的机会才来得更为艰难。三只狗的面试很简单,你走进店,问一句“招兼职吗”,就得到了直接和管理层面对面沟通交流的面试机会。不用隔着一根长长的电话线或借助现代无线电技术,也没有人事在中间周旋。没有面试登记表,不用写过往的职业经历和薪资,不需要你把家庭成员的信息和情况都给悉数填上。他不在乎那些,他跟你讲好条件和待遇,你只要接受就可以上班了。

我的工作内容是负责照顾吧台。老板何塞是个中国人,比我仅大一岁。第一天他就把我交给了另外一个兼职的女孩子,教我认酒水、酒价和摆放的相应位置。然后他自己亲力亲为,教我做一个实习调酒师。

我对酒的了解有限,可以说it's Greek to me. 我仰视着那些被供在架子上的有着或复古或时髦包装的酒,心里有点慌。

等何塞发现我连红酒瓶都不会开之后,就开始了对我无休无止的嫌弃。他会见缝插针,舍不得错过任何一次羞辱我的机会,酸溜溜地说“连这都不知道,真不知道有些人是怎么活到现在的”。其实我也很困惑啊,我是怎么活到现在的,不过我还是会怼回去,“就这样不也活着嘛”。我常心绞痛般地发现,我是一个过时的人,我不会生活。但奇迹是存在的,活着就是一个奇迹。有时候他也会变着说辞埋汰我,比如“这件事你可以xxx,你又不是只有一个脑子”。我咀嚼着前半句有道理,就“诶诶诶”忙不迭地应,后半句我钻研了一下发现不对,就怼了回去“可是我真只有一个脑子啊”。 每当我展现这般恬不知耻的愚钝,他都会摆出一副把气往回咽的臭脸。工作那么无趣,他应该也很享受这样跟我斗嘴吧,我在心里暗爽

然而其实他每每在嫌弃我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在13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张爱玲,如何被她《天才梦》里的字句震颤到。“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

时间久了以后,他也渐渐接受了招了一个废物做侍应的事实。“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和张爱玲握了隔了近乎一个世纪的手。何塞教我调制简单的鸡尾酒,做热销的sangeria;教我如何根据客人餐具的摆放而判定要不要收餐盘;如果客人还在聊天,不要一口气把桌上的东西都收走,至少得留个水杯;他教我察言观色,什么时候送下一道菜,什么时候该拿着收款机出现;在洗杯子的时候,杯口常会留下客人的口红和唇膏,要记得特别刷洗一圈……何塞的要求很严格,到最后他对我唯一满意的是“杯子洗得很干净”,“招了一个会说英文的阿姨”。

关于“杯子洗得很干净”,我想起了我妈曾经对我说的话。她说很喜欢洗衣服,但她匮乏的教育限制了她用语言自如地表达自己的能力,她说不出为什么。当时我无法理解,我爸还经常嫌弃她只会洗衣服,把家里搞得“一贫如洗”,所以我甚至有些恼怒于她的“爱好”。直到我在Tres Perros里洗杯子的时候我才参透出这字里行间浸在泪里的深意。我在洗杯子的时候,全身心都投入到“要把杯子洗干净”这件事上,是无我无他的。以至于何塞常提醒我,洗杯子的时候别只顾着洗杯子,一定要留意身后发生的其他事。也就是我们经常能够在招聘帖子上看到的“multitask”,这是一个听着让人头皮发麻、看着让人嗤之以鼻的单词。她遭遇忍受了太多的痛苦和无奈,在洗衣服的时候,她能够得到片刻的喘息。

我想起爱丽丝·门罗的《Too Much Happiness》,一部看似写欢乐和幸福,实则写委屈和痛苦的短篇集。开篇《Dimensions》里的主妇,在遭遇巨大家庭变故、痛失骨肉之后,做了清洁工,在洗刷忙碌中麻痹自己。好在她在最后意外地以拯救他人的方式找到了解脱。门罗笔下描绘的那种细腻和宁静,比任何暴击都来得更惊心动魄。女孩儿们,如果你觉得你的感情一团糟,生活看不到未来,那就抽空读读爱丽丝·门罗的书,你会发现,你应该被她写进她下一个短篇里。


2017/09/18,Cathy在吧台 摄影/蔡蔡


但即便如此,我依然在Tres Perros里找到了工作之内和之外的善意和乐趣。

上班第一天,有个西班牙的客人临走之前对我说,“你看起来很紧张,别担心,我知道今天是你第一天上班,加油,下次见”,我听得鼻子如同被强行注射了一针柠檬汁,酸涩得泪眼涟涟,忙背过身擦了擦眼泪。

后来有个一头红发一把红胡子的瑞典小哥欲言又止地对我说”我还想在你面前卖弄我的西班牙语……” ,在得知我的西班牙语还停留在“Hola gracias de nada buenas noches”的阶段之后就怏怏然放弃了,继续默默地喝他的啤酒。

还有一个叫“天使”的西班牙人,热衷给我起西班牙语名字。店里很多人都是常客,一周七天至少来五天的那种,天使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些在异乡的西班牙人,可能也是在这个地方找到了归属感吧。即便我跟天使说过无数次我的英文名叫Cathy,但他似乎永远都叫不对我的名字,反而每次变着名字叫,每天不重样。到最后,可能他也想不出新名字了,缴械投降似的跟我摊牌,让我在Silvia,Antonia还有Juana(发音近似“花娜”)之中选。最后我选择了Silvia,他说我也觉得Silvia适合你。后来我才知道,Silvia起源于拉丁语“Silvanus”,译为“西凡纳斯”,是罗马神话中的田野、森林之神,所以Siliva也意为“森林的精灵”。

我有了西班牙语的名字之后了,决心要好好学西班牙语,不能再用buenos días gracias de nada mucho gusto来插科打诨,不能跟那些只会说“你好多少钱谢谢”的外国人谎称自己会说中文一样,谎称自己会说西班牙语了。

我羡慕那些精通多国语言的天才,会多国语言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五脏七窍畅通无阻,整个世界在你面前舒展开,有机地自我连接,然后它就像诺基亚旧时开机动画一样,友好地与你握手相连。比如说当时我在背的一个单词“comestible”, 是“edible”,即“可食用的,可以吃的”意思。我突然联想到“comes”在西班牙语中是动词“吃”的意思,加个“-tible”这意思一下子就串了起来了。后来查韦氏词典,里面也说“comestible”来源于中世纪的拉丁语“comestus”。我玩味着这些在现实中似乎没任何功用的小发现,怡然在自己的世界之中,忘记了柴米油盐带给我的烦恼。

终于,我在十月中重新找到了全职,到了一个需要处处谨言慎行的工作环境,试用期六个月。在撑过十月之后,离开了Tres Perros。

我是一个惧怕改变的人,但又不得不为了在改变的洪流中求生,推搡着自己朝前走。因为很多时候,为了保持一个不变的状态,你就必须做出改变。Things only stay the same by changing.之前我每换一个公司,看到新的同事,再想起过往种种,就会横生倦意,必定会悄悄地躲在厕所里无声地一边流眼泪一边及时地揩去,然后用冷水洗把脸,镇静一下自己,等隐藏好汹涌的痕迹之后再回去工作。我生性软弱,但在Tres Perros之后,我却再也没有对生活投过降。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甚至都不敢想,我会在四个月之后离开那家公司,接着顺从自己的心意,成为了一名自由职业者,做着自己想做的事,然后遇到了更多善良和支持我的朋友。

今年一月,我收到天使给我发的信息。

“你在哪儿?现在在三只狗的是一个男孩子…不不不不不不不!” 在回复了一串魔性的“哈哈哈哈哈哈”之后,我追了一条信息,“这是我这么久以来…我也不知道有多久,收到的最棒的信息”。

真的,那是我那么久以来,收到的最棒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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