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文学的研究生在小年夜的前一天摆地摊,并且亏了50%

胡安小七 4月前 ⋅ 141 阅读

 (全文约7000字,阅读需15-20分钟)

 

 

2018年11月,我读研三年第一次出远门。北京那次不算,因为在北京学习的那11天里我没有去过任何一个景点。五点到八点的课,上完课就去夜跑,跑到半夜十一二点再骑摩拜或者打车回99块一晚的白石桥招待所。

 

后来我终于放弃了对doctor那个“title”的执念,决定去工作。写完毕业论文初稿第二天,我就跟着一个青年旅行社的团去了云南。最后一天散伙饭的时候,我喝高了。喝高了的原因是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而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的原因,我想是因为我太学生气,太单纯了。在师范学校呆了七年,连男人的手都没牵过。最后的结果是,喝哭了的我不小心把手机掉进了澜沧江。路人帮我把手机捡了回来,可它已经支离破碎,再也打不了电话。我哭着跟我妈打电话,甚至还情绪激动地怼了她。周围驴友看在眼里。

 

第二天早晨自助餐,酒劲儿还没解。我哭着和室友说,我觉得,我现在那么不成熟,是因为我还没有经济独立。我的室友,高校教师,才大我一岁,温柔可亲甜美和善,我眼中的“人生赢家”,语气里略带责备:“你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经济独立,而是你身在福中不知福。”她顿了顿,接着说,“你是上海人。你知道你那些上师大的同学毕业以后一个月工资能拿多少吗?”泣不成声的我已经完全没了头绪,支支吾吾地回答:“五六千吧。”她立即接上:“你去问问你那些同学,五六千在上海怎么生存?还要租房,还要开销。”“吃饭吧。”最后,在我的抽泣和哽咽中,这个话题就此终结。

 

 

这本是一件小事,却让我开始自责和反思人生的意义。大概是我活了二十多年都没见过什么真正的“人间疾苦”,以至于从小老师就一直赞扬我父母的教育,而不是我。

 

但不管怎么样,我决定去工作证明一下自己。幼稚的人总得经历些风雨才能成长。时间过得很快,凭着学历和兴趣爱好,我迅速找到了一份喜欢的BAT的实习。那时已经是12月深冬,每天我都得定上三个闹铃才起得来。学校走到地铁站的路才十分钟,我却觉得是那么遥远。

 

一天,公司发了年货大礼包,实习生也有份。我突然就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比如摆地摊。我想起以前每年春节,我家附近XX新村门口,总有个老太婆在摆摊卖春联。不经历些风雨,就不知道人生艰难。我想起实习之前,我去过一次心理咨询。我对咨询师说,我爸非要我去学校当老师,但我想去外企快消行业,或者做些感兴趣的事情,而不是被关在学校读书或者教学生读书。咨询师鼓励我,去吧!你的生活是自己掌控的。美国那些商业大佬们的子弟也要先从麦当劳端盘子开始做起。束之高阁怎么行?销售也要先有实战经验,从底层做起啊。ZARA管培生就管培生啊,年轻就该闯一闯。反正你还年轻,又怕什么呢?

 

  

 

一直拖到春节前一周,我才决定先把论文、实习和健身都放在一边,先淘点春联。我家在大学城旁,楼下的星巴克里坐满了人,几乎全都是学生。连咖啡师,都是张稚气未脱的脸。大高个儿白白净净,文质彬彬的眼镜,一头染黄了的卷毛。我想起了我的青春。本科的时候,我也曾想去打工。我爸告诉我,“学习为重”,于是后来,我顺利地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保研资格,可那些体验生活的机会,却再也没有了。而我的高中同学,在给星巴克打工、给旅行社实习之后,也拿到了保研资格,继续入读985学校的研究生。后来读研的时候,我的室友也去COSTA打工。她去了两个月,那两个月里,我亲眼见证了一个“小仙女”如何变得脾气暴躁。似乎生活和现实,总是在证明我爸的说法是多么无与伦比地正确。

 

坐在我左边的一对男女在讨论教育。他们走了,又来了一对大兄弟,聊着车票订票。再然后,来了两位小姐妹,聊着她们信用卡的还债。我和对面的小帅哥对视了三四次,却再也鼓不起要号码的勇气。最后,他终于走到我面前,向我推销他们新开的健身房。

 

我在某宝上一顿乱搜,按照“乔布斯和扎克伯格的省事儿法则”选了排名最前的那个,选了十几个不同的春联、福字贴和小猪贴放进了购物车。我把底线设在了200元,最后一共是190元。不算很贵,我心想。就算是“体验生活”,也不能太过奢侈。有了实习工资以后,钱的问题至少不用太操心。结账的时候,我想起来还有个领红包的机会,就打开了支付软件,抽了个0.33元的红包,才下了单。

 

互联网上到处都弥漫着春节的营销气息。上个星期,我们还在讨论春节的营销方案,而这个星期开始,打开任何一个APP,扑面而来的都是领红包、发红包的春节活动。为了促销,所有人都绞尽脑汁,全力以赴。我迅速地关掉APP,怕被促销洗了脑,控制不住的手还不起“花呗”。

 

最后,我突然想起来还得补一块“地摊垫”。于是我再次打开淘宝,花了22块钱买下了一块红色的丝绒布。没有犹豫。总比乱花钱买面包好多了。

 

还要准备收钱码。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收钱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得防止别人拿了东西不付钱就跑,最好是有个类似于“收钱吧”之类的软件,带语音播报的那种。高科技就是好啊,我们的生活简直是被高科技围裹了。然后我就会反弹似的想起福柯和他的规训监狱,想起那些豆瓣上“日经”的讨论,想起我们的每一个微小的动作,是如何被各种数码设备、科技和监控规训。

 

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很悲伤。那几天,微信上正好在被《一个北大毕业生决定去送外卖》和《我辞掉北京的工作,带着五千块去新西兰当农民》刷屏。我突然想到本科的一位学长,在给人们“创造快乐”的迪士尼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去了澳洲打工换宿。

 

然而更多的人是没有选择的。翻开西班牙语课本,上面写着一个荒诞的故事:llévame a la cárcel。一位年轻人上了出租车,先是威胁司机交出现金,过了一会儿却又哭着求司机送他去监狱。天罗地网袭来,唯有监狱似乎反而成为界外之地。

 

 

 

快递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我才想起来去拿。

 

我妈一顿数落。“侬吃饱饭么事体做啦?”“哦唷,个小宁脑子坏特了……”她不能理解,一个拿着硕士文凭,本可以好好地去做个老师,为什么会“折腾”,为什么要去摆地摊。

 

我拿出我的一套理论:“现在我在做营销。要了解怎么卖东西,了解消费者的心理,就要从实战开始。”

 

我妈依然怒气不消:“侬要摆地摊么,老早就好摆了呀。宁家屋里厢老里八早就买好了,啥宁要买侬的。侬准备啥辰光摆?”

 

我回答小年夜,她又说,小年夜人家早回家了,不如早点出摊。

 

 

2月2号是工作日的倒数第二天。我本打算结束了那天的工作后,去实习单位附近的滨江大道夜跑。在理衣服的时候,我妈反倒关心起我的“事业”来,建议我别去外面乱晃了,早点回来摆摊。

 

我接受了建议,却同时突然意识到自由的可贵。我再也不能愉快地说走就走了。再也不能用一场酣畅淋漓的夜跑结束每个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再也不能为了自己而活了。工作,就是把自由卖给钱,卖给经济和资本,然后换取一种物质基础上的物质自由。

 

但我还是乖乖接受了命运。

 

 

那天,我早早回了家,拆开快递包裹,放进了手推车里。得进行详细的伪装:“上海人”用的那种布袋购物车不行,得用简陋的蛇皮袋。Timberland的大黄靴不行,得穿“大脚丫”50块一双的雪地靴。艾格的羽绒服不行,得披上六年前我表姐淘汰下来送给我的土黄色羽绒服。卫衣就不换了,还是我高二穿的那件男款,洗褪了色,还有些脏兮兮的。戴着一副眼镜,扎了个马尾辫,标准学生脸无疑!

 

父母的语气这时已经缓和了不少。父亲说:“伊要去,就让伊去。自家赚过了就晓得,钞票不是那么好赚的。不然她呆在家里要闹死了。”我妈甚至试图理解我,鼓励我。“你做生意一定可以的。你老外婆,以前就是开年糕铺的。你舅爷爷那时候,也是做生意的。”

 

我先是接受了母亲的建议,来到地铁站。6点。这一天的上海,并没有冬天的寒意。还算暖和。

 

我装模作样地铺开了红色的布,先是在地铁站的马路对面摆起了摊。半小时过去了。别说顾客了,连个路过注意到的人都没几个。

 

 

 

 

我有些怂。

 

真的要去地铁站门口摆摊吗?

 

地铁站的门口,摆摊有几个困难。首先是城管。其次是地铁站的工作人员。再次是X大学的门卫。别说我平时张牙舞爪大手大脚的,可远远地,看到那辆红蓝色车灯的巡逻车,我就怂了。

 

作为遵守秩序的普通“公民”,我们会觉得一切都习以为常。警察给人带来秩序、安全和稳定,作为上海人,我对我们的治安无比信赖。然而,这次换了一个视角,才意识到,看似既定的、默认的规则,实则具有着强大的权威,震慑着我们每一个普通人。

 

不要给自己设限。要突破舒适区,要敢于冲出自己的底线。要不断挑战自己,才能在工作中勇于尝试。

 

我再次鼓励自己。

 

铺子移到了地铁站的门口。

 

来来往往的行人众多,学生、普通的家庭女性、爷爷奶奶、高中生,却没有人看我一眼。

 

我觉得有些丢脸,却还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静静等待。我告诉自己,7点半一到,我就离开。

  

 

6点三刻的时候,地铁站的工作人员来了。他拿着衣服叉子,在四周画圈圈。

 

镇定,镇定。我反复告诉自己。作为一个销售,要练就过人的心理素质。于是,我装作什么都没看到,将目光投向对面的红色横幅。

 

工作人员咳嗽了几声,可我依然不为所动。哈哈,胆儿够大。我愈发坚定起来。

 

最后,他可能是同情这个过年不回家,还在摆地摊的小女孩,便抬起手上的叉子,朝远处指了指,指导我把小摊儿朝后挪一些,别占用地铁站画了黄线的公共空间。

想到这个城市总还是有那么多温暖,我感到暖心极了,连声向他道谢。

  

  

十几分钟过去了,依然没有人来买我的福贴。

 

天很冷,我看了下时间,六点三刻。

 

但总比坐在家里吹着空调刷知乎好多了。

 

好多了吗?其实也没好多少。风一直在微微地吹,有好几次,我都被迫站起身,冲过去捡被风吹跑的福字贴、小猪贴和窗花。

 

这个时间一直到七点多的时候走过来过很多人,什么身份的都有。作为一个七年浸淫中文系的崽儿,我实在没胆儿再大喊大叫地推销。我所做的最大程度的努力,就是向那些向我投来过目光,似乎有购买意向的客户扯上几嗓子扭扭捏捏的“五块一张啊,五块一张!”。

 

其实远不止五块一张。大“福”的成本价是10块,5块一张,意味着我亏了一半,哦,还有时间成本。

 

可我现在已经不想赚钱了。我觉得摆摊太丢脸了,我现在只想把东西卖出去,然后快点回家。但我不能卖不完回家。原封不动地把东西带回家,会被我爸妈嘲笑死。我不想被他们嘲笑。

 

价格战是有用的。一位看上去五六十岁的大伯,穿着典型的上海人穿的红色冲锋衣走来,看了两眼,向我问价。他在地铁站门口等,不一会儿,他的爱人走了出来。他和她用上海话商议了一下,然后选了一个福字带走。

 

我从他手里接过硬币,心里满怀着感激。夫妻俩交谈了一阵,我果然被当成了没钱回家过年的穷苦大学生,变成了过年出来做点小生意的小孩子。

 

后来,又来过两对青年的夫妻/情侣,也同样挑了自己喜欢的福字贴,带回了家。使用微信和支付宝付款。

 

再后来,来了一位看上去约有三十岁的小哥。他穿着棕黄色的大袄子,操着标准的北方口音,给我一种亲近感。我隐隐觉得,他可能会来购买我的产品。

 

潜意识没猜错。但是,我的产品,没有满足他的需求。(要做用户画像。)他想要的,是“小福袋儿”。

 

“福袋儿!”那不是红包吗?

 

“就是那个钱包。”

 

最后,他还是决定买些什么别的回去。可是,他摸了摸夹克的内层,只有一张100元。这个年代,居然还有年轻人不使用在线支付。

 

“哦,很不幸。明天还来吗?”

 

“明天……不来了吧。”我有些犹豫。因为,我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来。

  

大部分人在我“五块一张”的吆喝后,礼貌地朝我摆摆手微笑。只有一次,一个穿着入时的男青年,在路过我身边时,对他女朋友说:“我们也摆个摊卖洋娃娃吧。”然后,二人勾着胳膊远去。

 

望着大学门口人来人往,我突然觉得自己真是个傻比。放着好好的家不呆,非要住学校。放着好好的985研究生不要,非要为了“学术”两个字留在这所普通高等院校。放着好好的、有职业门槛的双语学校老师不做,非要虐死虐活进什么互联网,搞自己一点也不擅长的体育。父母给的零花钱,不买化妆品,不找男朋友,非要拿去砸一门毫无用处的小语种,毫无用处,毫无用处。

 

我真的跟他们一样吗?

 

很多时候,我的内心是自卑的。我至今没有买过魅可和悦诗风吟之外的化妆品,也没有买过包包和衣服。

 

看着X大门口来来回回那些穿着入时的女孩子们,我的内心无比羡慕。

 

我也想做一个温婉贤淑漂亮可爱的女孩纸啊。

 

可我怎么就变成了一个毫不讲究打扮的糙汉了呢。

 

眼前的高个儿男孩梳着油头,等了一会,接到了他的小女朋友。他们在我的身后聊天,拥抱,恩爱。聊着家乡,聊着新年。

 

他们的北方口音,让我愈发怀念起北京来。那时我在北京,是多么嚣张跋扈啊。我到处夜跑还晒朋友圈,放肆地向全世界宣布自己对南锣鼓巷的热爱。我真爱胡同啊。

 

可我那时爱北京的劲儿呢?去哪儿了呢?我这么喜欢北京,我TM怎么就留在了上海呢?

 

       可我更难过的是,我觉得我本科和研究生那七年都白过了。

 

       我TM为什么没好好打扮自己,好好找个对象,好好出去旅游呢?一群人去北京,可比一个人去北京有意思得多了啊。

 

       去你大爷的多实习多刷绩点,学生不就应该好好享受青春吗?谈几场恋爱,出去飞扬跋扈,这才是大学生该有的样子啊。

 

       可我TM怎么就把这七年都献给了读书呢?

 

       学习怎么就重要了?

 

       社会像个驱动机器一样把高考考砸的我一路向上赶,赶着赶着,我就迷失了。

 

       绩点毫无意义,毫无意义。

      

    

       7点半,我收摊回家。父母已经吃过晚饭,给我留下两三口残羹剩菜。这时的我已经再也没有心情关注米饭的GI、加了香精的鱼豆腐,和没有蛋白质的炒豆角了。现在,我只想快点卖完。

      

 

 

       第二次卖货,我转战南面的广场。这里是周围居民下班后常来散步的商业区,热闹一些,流量也大了许多。果然,流量才是王道啊。

 

       我先是在一个避风的台阶门口上摆了一会儿,来来往往的人从我身边经过,却是来后面的ATM机取钱的。在这里摆摊,显得我有些可笑。

 

       小男孩玩着滑板车,一次次从残疾人辅助道上滑下。“噢~呼~耶!”他的滑板车轮子上有灯,在夜色下,展现出七彩炫目的光。

 

       我羡慕他吗?

 

       很难说。我对他怀着一种复杂的情感。我并不觉得滑板车有多么好玩,却也没觉得自己大晚上的跑出来摆摊挣钱显得多么高尚。但至少,一面看着路边行人来来往往,一面还能挣钱,这总比在家里虚无地刷着微博好得多了。

      

 

       在商业街摆摊,比在地铁站口要好得多了。到了九点以后,我的生意竟然也慢慢好了起来。来了两个大学生,可能是出于同情来买了我一个小小的福字贴;又来了一位小叔叔,并不在乎我找零的硬币,对我说“没关系的,都是钱呀”。

 

       再后来的人流,是随着超市打烊的广播出来的人群。一下子,我多了三个顾客:我得先接受一位可爱的女孩子的砍价需求,她告诉我她一个人住在出租屋,活生生把5块钱的福字贴砍价砍成了3块;又得卖给一位父亲两个福包,里面是窗花、福字贴和春联;另外,还得顾及一个妈妈,她和丈夫选择了一只小猪带回家。

 

       再然后,是一位外国姑娘。我用英语向她介绍这些福字、小猪、红包都有什么意义,该怎么用。她满心欢喜,带走了两只小猪贴。

 

       “Your English is great!”

 

       我当然知道啊。

 

       可我TM怎么就没出国留学呢?我怎么就没成为一名英语老师呢?

 

       都是因为西班牙语。那糟糕的西班牙语。为了它,耽误了我宝贵的研究生三年。

      

       不过那都不重要了。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根本不是得到歪果仁的认可,而是努力让祖国变得更强大。

      

       一位土耳其小哥,一头卷发,穿着蓝色的羽绒衣,脚上趿着大拖鞋。他向我询价后,让我等他二十分钟。一直到9点55,他才从超市出来。

 

       “Your English is good.”

       “I like your hard-working.”

       “CanI have a cup of coffee with you?”

       “CanI make friend with you?”

 

       我用微信收了他的帐,却没有再多回应他的“撩”。

 

       提起酸胀的脚,我已经很难走动了。我的双腿僵硬,甚至再也无法完全掰直。我必须扶着台阶上的墙壁,才勉强支撑起自己起身。

      

       那个玩发着彩色光的滑板车的小孩也结束了他的玩耍,在母亲的再三吆喝下收心回家。在这一晚,我看到了太多的小孩。摇篮车里的、牙牙学语还在走路的、只会“che che che”使劲上下摇动着手的、左手拿着妈妈的卫生巾,右手甩着马夹袋的、和弟弟争抢一瓶阿萨姆奶茶的。

 

       太多小孩了。

 

       我好羡慕那些无忧无虑可以自由玩耍的小孩,可这样的人生,将不再可能了。

        

   

 

        我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晒马来西亚的阳光、济州岛的街道、新西兰的大海、迪拜的沙漠、土耳其的热气球。变成我自己所曾经鄙视的那样。

 

       我也将为了抵抗自然的规律,而研究起SK-II、红腰子、这个水那个水,那些我曾经听到或没听到过名字的化妆品。

 

       我也将为了装点自己,而在周末去思南听书,去RAM看展,去塞万提斯图书馆听讲座,甚至回到母校,捧场那些北京请来的学术大咖。我也将对着那群稚气未脱的、对未来还满怀向往的大学生们说:“哇,比较文学,是个很高深的专业吧。你们做学术的,一定都读过很多书。”“哇,西语系呢,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好牛啊~”“你中文功底那么好,可以做西语翻译啊。”

 

       我希望他们有人能读个博。我希望有人也一样喜欢《佩德罗·巴拉莫》,虽然觉得它高深难解,却被它的神秘迷醉得如痴如幻,而下定决心,坚定地深入地研究它。

       

       很多人说,纯文学艺术类的学科,读的人家里一定都很有钱吧。

       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正是因为没有钱,才读了中文系。

      

       上海并没有多少春节的氛围。

 

       我没经历过什么真正的苦难,至今都不敢说,自己读懂了《祝福》里的那个除夕。

 

       那么他们呢。

 

       他们还会喜欢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拉美文学吗?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金雀花王朝,了解塞万提斯和巴洛克文学吗?

 

       但我知道,是拉美而不是西班牙的文学在中国繁荣昌盛,绝不仅仅是因为范他们的译介。

 

 

 

       90块。只有90块。

 

       等一下,今晚,我还得去摆摊。我一定会卖完才回家。

 

       那是一个比较文学系出身的学术青年必须有的韧劲。

 

 

 

开始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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